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53期特别策划“展望新五年（下） 理论创新”文章之一。

　　中国的成功证明了存在着超越“资本的逻辑”，探寻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可能性。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应该善于运用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与合作，从而推动一种包容性的发展。这才是人类正确的发展趋势，也应当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全球视野的理论诉求。

　　在新形势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理论任务，更是我们卓有成效地把握发展战略机遇期和成功地应对全球化风险的十分紧迫的实践课题。无论是回顾20世纪的历史进程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还是面对当今日趋复杂的世界变局和人类社会扑朔迷离的发展前景，我们都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多向度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极端必要性。

　　透过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风云，我们清楚看到马克思主义冷峻的理论穿透力和强大的理论解释力。20世纪是一个飞速发展、又风云变幻的时代：人类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但同时又亲眼目睹了技术理性背景下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核武器的阴云和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区域性战争、宗教冲突和各种非传统安全；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分享着数字化生存的便利，但又饱受经济大萧条、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的折磨；人类终于结束了冷战，开启了竞争性共存条件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但又摆脱不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世界体系中“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不平等和对立冲突。

　　在这百年历史风云中，马克思主义不仅从理论变为现实，推动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获得巨大发展，并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展示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20世纪并不缺乏理论和思想，在不同的时期，我们没少见到各种理论和思潮开出的“历史药方”。但是，它们或昙花一现，或风靡一时，没有哪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回顾20世纪历史，不难发现：每当人类社会发展面临重大问题或面临重大转折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会引起人们格外的关注，都会以新的方式重新出场。近两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

　　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范例，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同具体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所焕发的旺盛的理论创新力和强大的实践影响力。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经历了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涣散状态，到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成就、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功的独特轨迹。在这些成功和奇迹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近90年的风雨历程中，一直重视用先进的理论来武装和指导我们的事业。在党成立初期还非常弱小的时候，陈望道、郭大力、王亚南等一批党员和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刚结束长征不久，中央就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组织翻译马恩列著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国家百废待兴之时，就决定成立专门的编译局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经过中央编译局几代翻译家、理论家的辛勤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最多的国家。这种系统的编译和研究，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理论基础、源头活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在于：我们所做的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言片语或某一部著作的编译和评介，而是系统的编译和研究，这样可以防止和避免功利主义地选取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种表述，或者教条主义地固守某个结论，能够使我们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针对性，真正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方法。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停留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和结论上，而是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各项伟大事业中，我们一直都看到一种理论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

　　新形势下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直面日益复杂的世界变局，切中快速发展的中国现实，在更宽阔的视阈中多向度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和现实意义。穿透百年世界历史风云，总结中国实践成功经验，不仅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思想力量的信心，也为我们昭示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正确路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和现实价值不是现成给定的和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更为广阔的地平线上延续它的理论逻辑，彰显它的思想力量。

　　——开掘理论深度。彰显马克思主义现实价值，首先要对它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深度挖掘，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马克思学说不是给定的知识体系，不是一种可以现成套用的理论工具，恩格斯晚年就曾明确地批评了德国一些青年理论工作者把唯物主义当做“套语”和“标签”往各种事物上粘贴，而不做进一步研究的错误倾向。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观点、历史背景做更深入的和全面的研究，才会彰显出其思想价值和方法论原则的现实意义，才能防止这一理论由于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而变得抽象化。

　　当前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家群体正在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2版的编译工作。这项巨大工程毫无疑问要通过修订使译文更为准确，但这项工程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新版是依据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正在编撰的《全集》历史考证版进行重新翻译和校订。世界上已有的马恩全集主要是俄文版和德文版。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只有60%是用德文写的，有30%是用英文写的，有5%是用法文写的，还有5%是用其他多种文字写的。历史考证版是依据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和发表时的文字语种编辑的版本，据此对《全集》进行编译、修订和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历史地和全面地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写作这些著作的历史背景和针对性，这对于我们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和现实价值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拓展全球视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而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的具体情况、最大的现实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化的逻辑。因此，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必须自觉地开启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必须对世界的变局和人类的发展作出清醒的理论判断，发出负责任的理论声音。在“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茨威格语）全球化时代里，如何能够清醒地“趋利避害”，既是每一个民族生死攸关的选择，又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业文明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发展、充分展开的时代，就已经通过工业文明的力量和资本的逻辑，深刻地预见到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其“历史世界思想”包含了宏大的全球化视野和深刻的理论穿透力。《共产党宣言》曾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结束了各个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民族历史，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工业化与现代性的不断扩展、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强有力推进，使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土问题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同全球问题和世界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

　　马克思耗尽毕生精力所进行的“资本的逻辑”批判更是有助于我们形成深刻的全球视野，表现出更为深刻的理论穿透力和震撼力。不可否认，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发达国家福利社会策略的实施，马克思时代那种以激烈的阶级对立、冲突和暴力斗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资本逻辑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是，“资本的逻辑”非但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反而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更加多样的手段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行使着自己的统治逻辑，在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和全球化风险中闪现。不难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左翼激进批判理论等流派对发达资本主义的许多批判，实际上都涉及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逻辑的批判。例如，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及其在生态问题上的争执，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形成中少数发达国家的霸权，世界金融体系中发达国家所制造的全球风险及其在微观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各种霸权等问题，在深层次上都没有逃脱资本的逻辑。如果不在这样的高度形成清醒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而仅仅在策略的、技术的和操作的层面上应对全球化风险和全球性问题，我们就很容易迷失，甚至陷入危险的境地。

　　——提升中国经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发展，这已经是为历史证明的真理。如果说，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重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说明中国的问题，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健康发展（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向度”），那么，今天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点则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在更广阔的世界视野中，阐释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向度”）。

　　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应对，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无法相对封闭地思考和谈论中国的发展。从消极的或防御的角度看，中国在快速发展中遭遇到“成长的烦恼”和“资本逻辑的打压”，国际环境并不是很好，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常常以“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来指责我们。这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以国际化的语言，阐释清楚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发展模式，讲好中国的故事。从积极的和进取的角度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具有世界意义。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实力如此快速地增长，能够成功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它实际上证明了我们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发展、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已经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条发展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包容的民族，我们强调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模式是一种结合中国的国情所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

　　因此，中国的成功具有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理论意义，它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条发展道路、一种模式，证明了存在着超越“资本的逻辑”，探寻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可能性。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应该一方面善于运用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借鉴世界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脚踏实地地认清自己的国情，然后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与合作，从而推动一种包容性的发展。这才是人类正确的发展趋势，也应当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全球视野的理论诉求。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衣俊卿　中央编译局局长）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孙辉、李树民、褚国飞、王海锋、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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