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以下简称《作用》）一文发表之后，围绕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命题的理解产生了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此命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命题，它不仅科学地回答了人类的起源问题，而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的有机统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和历史观有机统一的思想。

　　既唯物又辩证地回答了人的起源问题

　　达尔文把“进化论”最终推广到对人类起源的理解上，既肯定了人和猿是同一祖先，又肯定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规律的作用。这不仅在科学上是一大贡献，在哲学上也是一大贡献——他否定了神创人类的观点。可是，人是和纯生物的物种不同的种类，仅用自然选择原则从纯生物的角度解释人类的起源问题，就抹杀了人类起源和其他一般动物进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探讨人类起源的动力及特殊路径就成为历史性的课题。

　　恩格斯《作用》一文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他依据当时的材料，叙述从猿到人发展过程的主要阶段，说明人这一物种是劳动的产物。人类的手、语言和思维都是在劳动的推动下逐步形成的，由猿的前肢逐渐变成人的手则是从能创造最简单的石器工具开始的。

　　这一思想的重要性有两个方面。其一，强调人本身的形成过程与单纯的生物进化的途径、方式不同。人类祖先仅为人类能成为人提供了机体结构的前提，即只提供了可能性，而人之所以能成为人还由于自己的劳动。如果说正在形成中的人仍受生物规律支配的话，那么一旦由猿转变为人，生物规律对其发展所起的作用就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恩格斯明确指出：“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作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同胞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其二，强调人类自身的活动创造了人自身。从猿到人的转变是一个过程，经过直立行走、语言和思维的形成等不同阶段，不管哪一阶段，劳动都起到了动力和基础作用。尽管人的劳动从猿的本能活动发展而来，但是，只要不会制造工具，猿始终转变不成人。这既唯物又辩证地回答了人的起源问题。

　　而所谓唯物主义地回答，是指恩格斯从人类祖先生存需要而形成的活动方式、生存方式的变化中探讨人的起源，强调了生存需要和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既不是用精神、神，也不是用纯生物学的原则来解释人的起源。不仅如此，这也是辩证法的回答。恩格斯强调劳动与人的手、脑、语言，以及人的形成的关系，视其为同一过程的相互作用，而非形而上学地绝对割裂开来；同时，恩格斯也不是在“先有人还是先有劳动”的悖论中进行讨论，而是从过程的相互作用中理解这些问题。如“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还是劳动的产物”的思想，就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相互的，正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异化的产生与异化的消除看作同一个过程”一样。据此，恩格斯才说：“甚至连达尔文学派的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自然研究家们对于人类的产生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认识不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统一

　　逻辑起点构成哲学流派的出发点，并决定哲学流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三者是统一的整体，缺一不可，其中最根本的则是他们的物质生产劳动。

　　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就为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提供了历史起点的根基。因为劳动是“从猿到人的终点”正是人类社会开始的起点。生产劳动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只有生产劳动才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试想，如果没有劳动创造人的科学分析，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劳动是其哲学的出发点，就缺乏历史的根据。因此，恩格斯提出这一命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的统一，正如他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探讨原始社会的规律，特别是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规律，同样也起到了完善唯物史观的作用。恩格斯对古代社会的探讨，是为了完善唯物史观的理论、揭示资本主义起源并深化对资本主义过程性及暂时性的探究。如果不揭示私有制产生的历史性，仅靠剖析既成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就会缺乏历史根据，这将导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不彻底性。

　　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旧哲学关于自然观与历史观对立的观点，确立了从人类的实践活动出发考察人与自然的视角。既从实践活动出发，理解人与自然的分化与对立，又从实践出发去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特别是在《作用》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历史观以及二者的有机统一。他从劳动出发，具体考察了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过程，论证了劳动的先在性与历史的真实性的关系。他不仅论述了劳动对于人产生（包括人的体格、语言、意识）的重要意义，还论述劳动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恩格斯强调，劳动并不是在“人同猿最终分离时就停止了，而且在此后大体上仍然大踏步地前进着……这种发展一方面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加确定的方向”。这不仅肯定了劳动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而且强调了劳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和发展方向。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还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恩格斯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状况后明确指出，“而这一阶级斗争的结局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垮台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要实现这些，仅仅有认识还不够，“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由此预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方式。

　　此外，恩格斯明确提出了解决两种关系矛盾的思路。人要作自然界的主人，必然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为基础，而这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而人类要做社会的主人，必然要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这又与人类从自然界中创造资源的多少直接相关，而且不同的社会制度，直接决定了对自然界开发利用的目的和意义。这就是说，人类最终要摆脱自然和社会对人的统治，“只有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这两个“提升”，表明了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中矛盾产生及解决的相互制约性，从而进一步深化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的思想。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吕世荣　单位：河南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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