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通行着一种说法：“劳动创造了人”是恩格斯提出的科学论断。此说以古人类学家、中科院院士吴汝康为代表，他以1932年、1950年和1955年出版的三个《自然辩证法》中译本对恩格斯关于劳动与人的起源、生成和形成关系的观点译文为依据，在《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中说：“自从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指出人类能够从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的原因是劳动以后，人类学的研究又有了很大发展，收集到的资料愈来愈丰富，完全证明了恩格斯的科学论断。”

　　而恩格斯关于劳动与人的起源、生成和形成关系的表述，始见于《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以下简称《作用》）文本的开篇段落。“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恩格斯以简练的语言，精辟地阐发了劳动与财富、劳动与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以及劳动与人的起源、生成和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而显露出他的本意。

　　人类起源理论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命题

　　“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句话的肯綮之处，在于对其中的“某种意义”为何意义、“劳动”对“人本身”生成的“创造”作用是什么，以及“人本身”是哪种生命形态等问题的解读。笔者以为，从中可以析出三层含义。

　　其一，“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之“某种意义”，并非空泛语词，确切地说，它针对的是达尔文学派的人类起源理论。恩格斯肯定了该学派关于由低等动物至高等动物再链接到人的进化序列和适应与遗传原理。对达尔文所创立的学说和他列举的科学证据，恩格斯指出：“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序列，基本上是确定了。”

　　其二，在适应和遗传引起机体变异的意义上，所谓“劳动”对人本身生成的“创造”作用，弥补了达尔文学派单纯由生物学角度说明从猿进化到人的理论缺陷。后者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论证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把人和动物简单地等同起来。可是，人毕竟不是一种普通动物，人同动物之间既是远亲近戚关系又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而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对“人本身”生成的“创造”作用，从以下方面确立。第一，劳动使古猿手脚分工，直立行走。第二，“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第三，“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所以，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有其独特的规律，仅用进化论来说明是片面的。恩格斯在肯定达尔文学派人类起源理论正确方面的同时，还深刻地指出：“甚至达尔文学派的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自然研究家们对于人类的产生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因为他们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影响下，认识不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其三，“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中的“本身”一词，不是蛇足赘语。笔者以为，恩格斯将此处的“人”后缀“本身”二字，意在标识“人本身”这种生命进化形态与同猿最终分离的人的区别，同时也是对一个理论追问的回应：由适应、遗传和劳动合力作用创造的“人本身”不等同于完全形成的人。

　　在《作用》中，恩格斯对人猿相揖别的过程作了完整概括，提出了三个反映这一转变的概念：“攀树的猿群”、“正在生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笔者以为，以此为参照尺度，可对“人本身”的指向和属性作出准确定位。依据当代古人类学的成果可知，恩格斯讲的“攀树的猿群”，是人类和现代猿的共同祖先，它们用四足行走且能臂悬行动。恩格斯讲的“正在生成中的人”，是指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它们是人类的直接祖先。目前已知的“正在生成中的人”的早期代表是腊玛古猿，生存年代距今约1400万—800万年；晚期代表是南方古猿，生存年代约为550万—100万年前。恩格斯讲的“完全形成的人”，是指同猿最终分离的直立人，即具有血缘家族结构的社会边界的人。在中国，习惯上把直立人称为猿人。其生存年代距今约170万年或150万年前至３０万年或２０万年前。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早期至中期。

　　社会是“完全形成的人”的标志

　　社会为人的存在方式，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可见之于《作用》以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诸多篇章。在《作用》中，恩格斯提出的“完全形成的人”是“同猿最终分离”的人，“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的观点，也体现了这种思想。由此，以“社会”为标志，则可以突破对“人本身”的解读。

　　但是，在《作用》一文中我们却看不到“正在生成中的人”是如何转变为“完全形成的人”以及“社会”又是怎样出现的表述。1883年，恩格斯整理了马克思对《古代社会》所作的摘要和批语，并结合自己的多年研究，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1891年问世的第４版中，他又根据当时的最新成果作了重要修订。在《起源》中，恩格斯在《作用》的基础上，对“正在生成中的人”向“完全形成的人”的转变作了详尽而完备的阐述。他指出：“像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一种没有武器的动物……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恩格斯认为，“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嫉妒的消除，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如何实现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和嫉妒的消除呢？只有实行“杂乱的性关系”，因为杂乱的性交是“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也就是说，“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例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嫉妒而造成的限制是怎样崩溃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嫉妒是一种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可见，所谓杂乱性交，是指没有嫉妒心理，没有血亲观念，没有习俗规定加以某种限制的两性关系。在这种状态下，每个类人女属于每个类人男，每个类人男同样属于每个类人女（类人女、类人男为普列汉诺夫语——笔者注）；这里既无年龄限制，也无血亲关系的樊篱。

　　而血缘婚配形成了起初的“唯一的社会关系”即亲属系列；亲属系列架构了“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即血缘家族；家族成员之间既有血缘关系，又有姻亲关系，且都统一为社会关系。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毫无疑义，社会是“完全形成的人”的标志。“完全形成的人”终结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

　　“人本身”是“正在生成中的人”

　　基于以上三个概念的解析可以确定，“人本身”这种生命进化形态，既不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起点——“攀树的猿群”，也不是过程的终端——“完全形成的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性生物”——“正在生成中的人”。

　　作为从“攀树的猿群”到“完全形成的人”的过渡性中介，“正在生成中的人”“亦此亦彼”：既有接近于“完全形成的人”的生理特征，诸如直立行走、语言和思维功能，又没有“同猿最终分离”。毫无疑义，前者是因为“正在生成中的人”具备了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功能，后者是由于它还没有实行和终止杂乱的性交关系，不是社会的人。

　　通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文本，恩格斯没有主张过“劳动创造了人”。所谓“劳动创造了人”，由来于对恩格斯关于劳动与人的起源、生成和形成关系的观点——“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掐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肢解和去尾（本身）阉割，属断章取义。审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它不是唯一的，而只是许多规定的综合的一部分。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湛　单位：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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