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构造周边战略时，必须以周边省份和周边国家的内外联动为平台，适当时机可形成一个统一的应对周边安全形势的战略性机构。

　　本报讯（记者夏萌）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主办的《2010：周边安全形势与中国对策》评估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周边安全局势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亚太所所长李向阳，副所长韩锋、李文以及来自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综合评估报告与学者观点，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议题。

　　美国重返亚洲减弱周边与我互信

　　2010年，亚洲的地区安全秩序正在形成一种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尤其是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美韩同盟也因“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而进一步强化。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进一步磋商三边军事同盟。“雁型安全模式”的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千年挑战和约》，与澳大利亚举行“2+2”会议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越南后，越南总理在东亚峰会上表示，金兰湾将再次开放，与外国海军共享。尽管美印贸易大致相当于中美贸易的1/9，但美国认为印度具有抗衡中国的战略地位，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该地区最大的伊斯兰国家，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地。第四梯队的显著特点是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这也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在亚洲构筑相互关联的“雁型安全模式”，显示出中美双方看待亚洲地区秩序的差异。尽管美国申明在亚太各种机构中，美国的参与和领导可以让各方受益，实际上美国的利益而非其他国家的利益将实现最大化。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中国需要思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向不利方向变化。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地区安全形势的风向标。2010年的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同一年发生“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1953年朝鲜停战57年以来不曾有过。“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然而，中国关于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的提议再次遭到美、日、韩三国的拒绝。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行为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已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双重挑战。中国认为，只有从全面公正地解决整个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出发，平等地进行对话，才有可能使目前的朝鲜半岛危机降温，以达到危机管理的目的。

　　经济战略化趋势将更加突出

　　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引发连锁性反应，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个战略摩擦期。

　　周边外交中经济的战略化趋势将更加突出，但其使用的时间和方式要慎重。2010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具有了国家大战略的含义，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了巩固和平的周边环境、塑造稳定的周边秩序的目的。中国应该加大对国际市场的战略性研究，并对自身在经济战略化手段、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行为体的应对能力方面作出更进一步的评估。从理论上讲，经济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方受到这一经济手段影响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尽管外国的敏感性会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而提升，但是对方的脆弱性却可以通过其国内战略进行调整。并且，中国自身也会受到对方使用经济战略的影响。由于这种互动性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因此利用经济的战略化效应时还须慎重。总体而言，中国可通过继续深化经济社会联系、拉大中国腹地和周边国家内地的战略纵深的策略，以巩固并拓展中国的周边安全地带。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将成为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的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之争的焦点，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美国在TPP 中将处于绝对优势，在跨太平洋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强势推动TPP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但是，由于TPP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各异，特别是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等与西方“另类”的国家，所以可以预见，民主、人权等问题不可避免会成为各方争议所在。目前中国尚未加入TPP，而日本、韩国可能加入TPP，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努力弱化了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并且还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应对周边事务要“善巧”

　　印度2011年的动向值得分外关注，将成为检验大国关系的试金石。除了美国拉拢印度之外，日本与印度也迅速走近，这将影响中国在地区内的经济竞争力以及对东盟的影响力。2011年，印度如何在美国、中国、日本之间作出进一步的抉择，可以看做是大国间关系亲疏远近的一面镜子。随着印度经济复苏、军事力量提升以及国际环境利好趋势进一步发展，印度国内对华强硬派的声音将上升，温和派将面临压力，执政当局维护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大。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内，印度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但印美关系仍将是印度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鉴于美日同盟体系，印美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印日关系的深化提供了基础平台。而越南是印度深化“东向政策”的重要纽带，是印度军事力量辐射西太平洋的中转站，双边在安全上的合作意义明显大于经贸关系对两国关系的作用。总体而言，印度崛起是大势，中国要因势利导。

　　中美关系的调控空间缩短、缩小，战略性摩擦在所难免。2010年以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动作，包括强调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权、加强美越安全合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等都释放出明确的信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深，为防止中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加强了对亚洲外交的力度，在中国周边步棋设子、巧妙经营。美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利用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以及周边国家内部的问题，见缝插针式地介入亚洲地区秩序中，利用并制造摩擦与争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正在走出第一个十年的战争时期，转而更加重视亚洲，由于此次美国重返的手段主要是军事安全，一个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周边地带将给中美关系带来诸多冲击。

　　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组织形式应发生变化。中国在构造周边战略时，必须以周边省份和周边国家的内外联动为平台，适当时机可形成一个统一的应对周边安全形势的战略性机构。一方面，加强对周边安全形势的深入研究，对周边利益和挑战进行层次分类；另一方面，中国涉外部门应对周边事务时要“善巧”，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要加强协调。总体而言，中国力量强大，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过度反应。对此，中国要明了周边国家的这种心态，善于周旋、善于借力。中国要像一个大国那样行事，要自信和温和，不焦虑，不急躁。尤其在对待像日本这样的邻居时，中国要充分利用日本的战略优势和国际化经验。由于美国不愿意看到一个无美国参与且日益统一的亚洲，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日本与中国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中国走出亚洲必须要有一个不与中国对抗的日本。（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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