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世纪之交以后，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对峙的天平似乎正向后者倾斜，但关于城市的书写仍然充满了美学上的粗鄙性。难道，“恶之花”的想象只能是城市书写的宿命，抑或也是文学在未来的宿命？

　　在瓦尔特·本雅明的笔下，19世纪欧洲文学中非常特别的城市经验——情感的“惊悚”性和色彩的阴郁陌生感——不是源于别的，而是来自大量游走在城市缝隙和边缘处的“浪荡游民”的存在。这些人以类似于波希米亚密谋者的身份、无产者和流民的身份出现在巴黎的街头，才替换了人们关于这座城市原有的想象，催生了波德莱尔式的阴冷而诡谲的诗歌意象。这当然是极端的说法，但至少它说明，城市主体的身份是第一重要的，如果缺少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经验主体，那么文学当然也就没什么真正“现代”的新鲜玩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中国的作家那里，“城市经验”确乎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

......（作者：张清华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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