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某一时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价，特别是对仍然健在、有重要学术和社会影响的思想家进行客观公允的评价，并非易事。而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新左翼评论》的核心和灵魂人物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袁银传、曹荣湘译，以下简称《思想的谱系》）一书中，以所选代表性思潮和人物准确、对有关思潮评价深刻为特色，向人们全景式展示了当代西方思潮的右、中、左。

　　佩里·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中研究了当代西方世界的左派、自由主义中间派和右派，涉及了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三大学科。所选代表人物是当代西方社会有广泛影响的15位思想家：右派代表人物奥克肖特、施特劳斯、施密特、哈耶克、费迪南德·芒特、蒂莫西·加顿·阿什；自由主义中间派约翰·罗尔斯、尤尔根·哈贝马斯、诺贝尔托·博比奥；左派爱德华·汤普森、赛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加西亚·马尔克斯、瑟伯恩、罗伯特·布伦纳、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思想的谱系》第一章评价右派人物奥克肖特、施特劳斯、施密特、哈耶克等人的理论特色时，集中剖析了他们的基本观点：他们的理论最后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遏制民主——即人民主权的危险。透过他们的法律理论所表达的就是人民主权的危险已然可见、可怕；没有他们的法律理论，人民主权将会使世界暗无天日，令人恐惧战栗。关于这些思想家的基本方法，安德森指出：这些思想家给危险设置的屏障各不相同。其中多数警戒线是那种成为他们作品标志的二分法的玩意儿——神秘的智慧和通俗的见解、公民联合体和管理共同体、敌和友、合法的国家和立法的国家，不一而足。它们的作用就是令人民主权上不了岸。

　　针对哈耶克基于“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的区分而反对国家干预的民主理论，安德森指出，将国家秩序区分为“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他指出：“哈耶克理论所推崇的自发的社会机制带来的结果明显是制度性的，这让它仍然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因为，难道不是伴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似乎是不屈不挠成长而来的、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之间的界线不断受到侵蚀本身，才是一个显赫的演进过程？”这一评价抓住了哈耶克理论的最大弱点，足以动摇其整个理论体系。

　　对于奥克肖特将国家两分为“事业联合体”和“公民联合体”的做法，安德森指出，奥克肖特认为欧洲国家已经全部由“公民联合体”被塑造成为一种“事业联合体”，其依据只不过是个人中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是冒险生活中的坚忍不拔的“自力更生”精神，二是为获取利益而结成的卑下的合作关系。奥尔肖特将这两种倾向作为两种不可调和的政府类型的发源地。奥克肖特在把罗马人和诺曼人作为“公民联合体”时，竟然忘记了这些国家一直是一些最冷酷、最顽固也是最成功的“事业联合体”，是一些无出其右的政府和殖民机器这一事实。这一批评揭示出奥克肖特的国家分类不仅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还与历史事实相违背。

　　对施密特将国家划为“管制国家”和“法治国家”的做法，安德森指出，施密特视为“法治国家”典型的魏玛共和国，在1928年时政府已经掌握了过半的国民收入，而“法治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像自组织社会了。因此，施密特这一划分完全是玩文字游戏，并没有事实依据。这一批评也足以颠覆施密特的理论。

　　安德森对这四位右翼代表人物思想之间的差异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安德森指出，施特劳斯与奥克肖特关于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施特劳斯认为，哲学知识不能把自己暴露给低俗，要从远处塑造市民生活的形态，要维持神秘的真理和通俗的真理之间的界限不动。而奥克肖特则认为，哲学和政治学在概念上是互不相干的。政治学能抵抗哲学对它的提升，而哲学能对政治方案的价值视而不见。在奥克肖特和哈耶克之间，安德森指出他们之间的观点差别远大于他们的一致，他们之间本质的区别在于：在阐述何者为一个立足于进步基础之上的政府概念，以及何者为自发经济过程的必要政治形式时，奥克肖特并没有将公民联合体置于事业联合体之上，而是将国家起源描绘成“社群”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国家或者按照司法的办法来统治，或者按照管理的办法来统治。在思想来源上，奥克肖特和哈耶克都受到了卡尔·门格尔的启发，即自发生长而不是有意设计出来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观点。但在将这一思维方式推广到国家问题时，哈耶克将市场和普通法作为政治构成的模板，而奥克肖特则求助于语言的比喻。

　　《思想的谱系》以思潮的倾向为线索展开：第一部分是关于极右派思潮的评论，安德森名之为“政治学”。第二部分是关于自由主义中间派思潮的评论，安德森将其归属于“哲学”。第三部分是关于左派思潮的评价，安德森称之为“历史学”。

　　《思想的谱系》对于右翼和自由主义中间派的思想基本上以批评为主，而对左翼思想家或作家的作品多为赞赏。例如，关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安德森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早先著作的发展，而是对早先著作的截肢。在结构方面的组织很差，有很高的重复率，同时又缺乏独立的研究方向。关于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安德森认为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既没有肩负起准确描述现实世界的责任，也没有肩负起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提出批判性建议的责任。在《武器与权利：可调整的中心》一文中，安德森认为，尽管这三位思想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具体问题上各有特点，但总的来说三位思想家在什么是公正的国际秩序问题上都陷入了悖论。

　　安德森对于左派思想的评论多为赞赏。关于瑟伯恩《性与权力之间》一书，安德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历史学知识与想象力的伟大作品，是各种天赋极为罕见地融合到一起的结果。关于布伦纳的《商人与革命》、《全球震荡的经济学》和《繁荣与泡沫》，霍布斯鲍姆的“世界四部曲”，安德森认为，只要拿出瑟伯恩、布伦纳、霍布斯鲍姆等人的这些重要作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被宣布死亡。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强　单位：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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