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未来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转型”，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发展最核心的主题词之一。从2011年起，中国将正式进入“十二五”发展阶段，如何才能从唯经济指数独尊、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片面强调，过渡到同时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指数，强调发展指数的阶段，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与探讨。

　　国内生产总值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绝不是唯一指标，不能完全反映社会发展因素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情况，也不能体现环境资源成本。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向社会公开发布中国发展指数（2010）的主要结果，该指标体系和统计指数旨在科学地度量和评价中国各个地区的发展状态和态势，特别是社会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协调发展的水平和态势，以弥补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片面性，引起学界极大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极速转型发展，这种变化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但是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质量下降、资源与人口问题严重、城乡经济差距扩大、地区经济水平愈加不均衡，学者们认为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应该高度关注社会公正，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注幸福感受和民生福祉，必须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理念来统领工作。

　　挑战GDP指标的束缚

　　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它不但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但是由于GDP数据被赋予太多附加功能，就会导致“以GDP论英雄”的不科学发展观，阻碍社会的和谐持续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强调：“GDP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绝不是唯一指标，不能完全反映社会发展因素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情况，也不能体现环境资源成本，这直接导致了只关注经济增长却忽视社会发展，只关注增长速度而忽视民生的问题，应该兼顾居民的收入、教育、健康等重大的民生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研究似乎也说明了这个情况，他发现，没有证据证明国家的收入（以人均GDP计算）与国民的幸福水平有关系。那么，采用什么发展指标更能够比较准确地认识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就中国而言，作为一个异质的、多样的、差异极大的国家，采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即HDI比人均GDP更有利于理解我国发展水平的地区分布及动态变化。HDI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组成的综合指标，构成了对传统GNP指标的挑战。胡鞍钢认为，该指标包含了人均GDP指标，优于单纯的人均GDP指标，涵义丰富，意义明确。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指标，HDI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从相对到绝对两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衡量标准，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政策更为直接地作用于那些需要改进的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院长彭非告诉记者，中国发展指数体系正是参照了HDI改进推出的。据了解，中国发展指数指标结构内含4个分指数以及15个指标，分指数包括健康指数、教育指数、生活水平指数、社会环境指数，15个指标包括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每万人平均病床数、人均受教育年限、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等。“我们希望能够引领全社会科学地认识发展，来促进、引导整个社会健康、协调的发展，这是我们中国发展指数的定位。”彭非说。

　　关注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认为，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同时还应该考虑和高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之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在中国继续增长和发展的需求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据马中预测，只有当GDP的年增长率不高于4%的时候，在当前的节能水平之下，才有可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净下降，所以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压力和挑战。不过，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农业支持和保证了中国政治文化、经济和生态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同时，中国的农业也是农业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环境多样性的完美结合，中国有这些传统经验和知识，加上今天国家的财力增强，完全有可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他对中国环境的未来是乐观的。

　　重视社会公正和平等

　　记者注意到，在中国发展指数的15个指标中包括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登记失业率，这几项指标与社会公平有直接联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仅仅注重财富增长而忽略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会给社会均衡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国际经验表明，对于像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伴随经济增长会产生日益严重的财富、权力、机会分配问题以及相应的利益诉求问题，这些问题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持续发展或者继续增长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总量日渐庞大，但是人均收入在全球排在第110位左右，而按照中国人收入1300元的贫困标准线，全国还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考虑到住房、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刘元春认为，在2002年以后，城市内部的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而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因素，这就意味着未来进一步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收入分配不公的主因可能会从传统的城市化二元经济转移到城市内部，因此应当高度重视城市内部不公问题的解决。另外，他提出分配问题经过了30年的积累，已经使收入差距形成的机理发生了重大变化，财富存量的巨大差异已经成为收入差距产生的核心，因此要高度重视存量不公带来的流量不公。

　　重视人民的幸福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李路路认为，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当前社会矛盾和冲突开始有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认同、生活满意度、生活幸福感和社会冲突感的角度揭示了“发展的张力”。李路路的课题组在对社会人群的调查中发现，2008年同2006年相比，社会认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2008年认同自己是社会中间层的比例比2006年显著上升，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下层的比例与2006年相比显著下降。此外，从生活满意度也可以看到，2008年和2006年相比，不满意的人比重是急剧下降的，而满意的比重是急剧上升的，可见，从2006年到2008年，感觉幸福的人比不幸福的人比例高许多。但是在社会冲突感上，2008年认为冲突严重者远远超出2006年，这与幸福感或满意度正好相反。他还发现，2006—2008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最近改革十年来受益人群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对于这些如果没有足够的警觉，可能会造成不应有的社会冲突，使人民的幸福感大打折扣，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田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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