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的和平发展日益引人注目。随之而来的是，在国内外学者中出现了研究中国战略文化的热潮，人们期冀能够从中探寻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内涵。

　　1月5日，由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台湾问题研究和文化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团体联合组成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在北京成立。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是一个全国性、非营利性民间社会团体，旨在通过召开学术研讨会，跟踪国内外热点问题；组织专题研究，编写研究报告，向有关部门提出咨询建议；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中国和相关国家的重大安全关注，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前瞻性的战略预测。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为会长，军事科学院罗援少将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战略文化：兵学与文化的融合

　　战略文化源于古老的中华大地，但对战略文化的系统研究则缘起于西方，尤以美国研究者为盛。1977年，杰克·斯奈德提出了关于战略文化的最早定义：“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决策者对于核战略指令或模糊博弈共有的整体概念、制约性情感反应和习惯行为模式的综合。”自此，战略文化成为战略研究的新热点，其在西方战略研究的重要地位也逐步确立。美国战略学者科林·格雷就曾强调指出，不研究决策的文化情境，则对战略行为的解释必是狭隘和无意义的。

　　学者认为，作为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文化对战略的影响似乎无所不在。思想文化与战略的结合，构成战略文化的精髓。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其生命历史展开中形成的战略思想，究其本质来说实际是战略文化。

　　郑万通在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是影响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战略思维、战略取向的深层次文化因素。

　　“简单说，战略文化就是文化思想和战略策略的一个有机结合，它是影响一个国家的战略制定和战略选择的一个稳定因素。它的‘新’主要体现在兵学与国学的结合，以文化的视角来看待战略问题，同时又以深厚的文化积淀来支持战略问题，将这两点融合到一起，既有宏观上的思考又有深层次的文化积淀。”罗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梅然则强调了战略文化形成的要素，他认为，战略文化是一个国家对于国家安全或战争、和平问题的主导性的思维倾向或价值观。受到文化传统、地缘政治、技术、国内政治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它的提出将有利于人们更重视从文化视角去研讨战略问题，符合现在比较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潮流。

　　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对战略文化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理解，他曾提出，在严肃的军事理论背后，潜藏着的是文化积淀和情感因素，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虽然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从宏观层面来看，战略思想深刻地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入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他强调，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关国家的战争准备与实施，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与研究其战略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中国战略文化：主旨为“和”

　　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而著称于世，不仅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思想，而且产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军事思想。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是内向的，注重追求和平、统一与防御，反对侵略、分裂与攻伐，这种战略思维模式源自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影响乃至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着中国的战略选择。

　　对于中国的战略文化，罗援为本报记者作了一个详细的阐释，他说，中国的战略文化古已有之。在历史上基于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政治上表现为“兼相爱”、“交相利”、“非攻”和“以战止战”；在道义上表现为“和为贵”、“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在军事上表现为“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未战先胜”等，这都指出了我们在传统战略文化上是兵学和国学的一种有机融合。同时他强调，20世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是中国战略文化创立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代表了一种新的战争观和一种新的和平观，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至今还有巨大的生命力，是我们进行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对于现代条件下对战略文化的理解，罗援认为，其主旨就是一个“和”字，这个“和”的思想在历史上就是指“和合”功效，这种“和合”功效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渗透性；在现代条件下“和”的思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和平、和解、和谐。

　　李际均对于中国的战略文化也给出了同样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的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其本质特征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知兵非好战、居安当思危。几千年来，不懈地追求统一、自立、自强，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以国家统一、天下太平，以崇尚真善美为特征，因而有着宏大的包容性和很强的凝聚力。基于对自己传统文明的这种崇尚，中华民族不可能产生侵略和扩张的欲望。

　　中国战略文化研究：利于国内和谐 利于世界和平

　　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逐渐确立，而国际战略形势也更加复杂多变。因此，从历史思想文化与战略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探索，也许有助于我国的发展，也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

　　“文化虽然受到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某一文化传统或价值倾向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个影响认知和决策过程的相对独立的变量，成为引导人们观察外部世界和作出决断的棱镜，这是战略文化的首要意义。如果我们仅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际环境等情况，而不了解该国的战略文化或该国决策者的价值观和信仰，我们依然难以很好认知和预判该国的政策走向。”对于这一问题，梅然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战略文化研究的意义。

　　郑万通则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成立的背景为切入点强调，战略决定命运，文化决定成败，如何充分汲取和借鉴世界文化精华，并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战略文化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加以集成、阐释和发扬光大，已成为一个重要命题。他指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是应运而生，其成立是中国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稳定的需要。希望通过自身的活动使中华战略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凝聚共识、增强民族意识，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罗援通过对中国主旨“和”的三个层次的详细解释阐释了当今时代中国战略文化研究的世界意义。他说，“和平”是一种状态、一种环境、一种氛围，没有这种状态、环境、氛围，就谈不上稳定，谈不上发展；“和解”是一种方法，需要勇气、智慧和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和谐”是一种境界，需要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达成一种高度的和谐与统一。他认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实现重大问题的“和解”，才能建造成一个“和谐”的家园和一个“和谐”的世界。他强调，我们在维护和平的同时也要有忧患意识，要加强国防，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会处于一种战略机遇期，但在新的国际战略博弈中，中国面临的国际软环境并不容乐观，外来的威胁还在增加，外部的压力还在不断增大，热点问题也不断诱发，我们必须有一种忧患意识和前瞻思维，积极做好战略研究、战略应对，努力抵消负面的影响，争取有利的因素，努力打破外面的一种误解，弥合相互之间的分歧，通过不同的渠道大力宣传我们和平发展的理念、和谐世界的思想，向全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维护和保护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张凤娜　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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