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学生曾向一家美国杂志描述其人生规划：“我会在美国名校深造，再回中国工作并致富，最后到欧洲退休并享受人生。”这一人生规划可能透露出一些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心态，提出了一个值得中国学界反思的“思想的事情”：愿意在此“工作”并能“致富”的国度，何以不是一个能安居养老的家园？

　　这一“思想的事情”的棘手之处，在于它破除了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的“家—国同构”的想象，而把家—国分离开来对待。“家”是休养生息、安身立命之所，这也是中外哲学赋予“伦理”的本义，所以，哲学对“家园”的眷恋就是对“意义世界”的构建，但把“国”仅仅作为“工作”和“致富”的场所，却是“全球化”带来的副产品。这里的“全球化”，其时间可以推前到早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时代。阿伦特提请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学”还纯属“私人领域”内的非“政治的”事情，而到了现代，却普遍成为国家“公共领域”即“政治”的核心课题。“经济”地位在“家—国”中地位的根本改变，使“国家”变成了“物化”劳动和致富的“工场”，而不再像儒家的“国家”、希腊的“城邦”和罗马的“共和国”那样，是一个能够或期望能够把人从生存必需及其所从出的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的意义空间，从而丧失了作为“家园”的含义。

......（作者：邓安庆　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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