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务员考试持续升温，报考人数不断刷新纪录，每年的公务员考试都成为广大应往届高校毕业生厉兵秣马的首选阵地，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公务员热”。从国家到地方，公务员考生除参加“国考”外，为增加考上的几率，考生还会辗转于各地参加考试，这群“专注”的求职者被人们起了个时尚的称谓——“考碗族”，成为大学校园内继“考证族”、“考研族”后的新一代考试族。上世纪80—90年代，大批科技工作者、知识分子以及部分公务员离开机关，投身企业或自主创业，“下海”一族也被社会各界所关注。曾几何时，“下海”创业如同中华大地春雷过后的新鲜产物，充分体现出当时社会人们求新求变的迫切要求，与眼下的“考碗族”挤破头进国家机关形成了鲜明对比。表面来看，这一方面是由于就业压力大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务员考试门槛较低，绝大多数大学生都符合报考条件，使得考试的“平民化”程度较高，且成本投入相较于考上后的待遇以及职业保障，可谓是一项具有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的“良好投资”。而下海创业被视为冒险者的游戏，下海者放弃原本稳定收入和各种保障，到市场中寻找不确定性的收益机会，并不适合所有人。

　　“考碗”与“下海”都是人才配置及流动的一种社会现象。在“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人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寻求个人整体利益最大化选择，包括权衡预期收入、职业风险、工作难易程度、个人爱好、家庭、社会地位等因素。不论“考碗”还是“下海”同属于个人选择问题，本无可厚非，但作为社会风气或激励导向就具有讨论的价值了。

　　是什么导致不同时期人们更乐意选择考公务员而不是创业或投身企业呢？制度决定了人们各项投资的方向选择，制度安排划割了人们的选择空间并起到了导向性作用。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C. North）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对人的行为也会产生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制度安排的变化使得人们会自动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行为，而不论这种利己行为将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的收获。在当下，考公务员如此之热，与公务员收入吸引力并不相称。较高的社会地位，稳定而全面的保障，以及寻租权力带来的收入预期才是真正具有诱惑力的地方。在此种情况下，下海族会更加慎重是否换掉自己手中的饭碗。公务员热与下海潮两种社会现象比较，前者长期过热是不太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经济学家曾对发达国家做过研究，通过研究不直接创造效益的律师业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发现，从事律师等非生产性工作的人士的多少，与其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成反比。简单来说，公务员和律师等都属非直接生产性部门，只参与分配财富或制定分配规则，而不是直接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在管理学大师熊彼得（J.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中，直接将企业家作为一项不可或缺的要素参与到创新活动中。企业家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运用新材料和革新组织来推动经济发展。

　　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剖析，我们更容易理解“考碗热”与“下海热”背后的深层原因。各种个人选择背后，并不是盲目为之，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内生于制度下的行为。因此，公务员热现象的深层原因首先在于制度安排。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是鼓励创造社会财富还是分配社会财富，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安排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将资源配置职能逐渐还给市场，个人在此种制度安排下，创业或投身企业的收益是巨大的。市场难免出现失灵，政府直接参与或间接管理经济活动的程度仍然较大，潜藏着较大的寻租空间。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企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创业活动或投身企业变得更加理性。相比之下，机关类工作便显得更加具有优势。其次在于报酬结构，即正式报酬制度（机会与成本）与非正式报酬制度（信仰与文化）的安排。当公务员的正式与非正式报酬总和远高于大多数行业的情况下，公务员热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人力资本高投入的大学生，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公务员考试中实在令人担忧。将社会财富比作蛋糕的话，这批优秀的人才都指望着分蛋糕而不是将蛋糕做大，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可分的蛋糕越来越小。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依靠实体经济的发展来支撑。因此，国家应该加大经济制度创新的投入力度，降低创业的门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退出应该由市场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的领域，减少政府可能的寻租空间，并规范非直接生产部门的报酬收入。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余为恒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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