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曾出现许多成就斐然的学术巨擘，但如今大师却成了人们梦寐以求、翘首企盼的梦想。网上不断有人呼吁学者要自律、钻研、奋进，然而，怎样才能出大师是一个系统工程。大师的成长不仅需要积极、健康、宽容的学术氛围，更需要学者对知识、思想、精神的高远追求。

　　中国具有悠久的官本位传统，正所谓“学而优则仕”。然而，学而优则仕，已经扭曲了为学之本与为学之旨，将为学的目的定位在了“仕”，仕成了为学的终极目的。如此，学者们怎么可能安心学术？官本位乃是等级控制，学术队伍中师生、职称、行政级别等隐蔽控制无处不在，这使人无时无处不谨小慎微、噤若寒蝉。如是，大师如何产生？

　　学术的繁荣需要冲破思想的牢笼，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寻求思想的解放是人类的先天本性，也是人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人在宽松的环境下才能自在而活跃地思考，就像鱼儿一样，只有在宽阔的水域才能自由遨游，如果被限制在狭小空间，结果可想而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强调大学精神在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史学家朱维铮曾说“大师们……代表着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禁锢的思想难有驰骋的空间和奋跃的动力，创新则无从谈起。

　　学术圈其实有点像江湖，它具有森严的门派和等级。位高权重者掌握着各种资源，比如课题评审、经费分配、论文发表、出国选派、奖项评比等等。当这些掌握学术权力的人一旦专横跋扈起来，就成了学阀。学阀会使得很多人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否则，你就没有发展的机会甚至生存的空间。学阀重的是虚名之争、门派之争、利益之争，而不是学术争鸣。学阀当道将使学术研究丧失其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也使很多有才学的学者无法顺利成长。

　　如芸芸众生一般，学者也需要面对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不能再做“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的蠢事了，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学者只有生活无忧才能安心于学问。历史上的很多大学者在当时的收入是相当丰厚的，比如梁启超、胡适、鲁迅。“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无忧才好做学问。也许有人会说，被身外之物所吸引会影响专心向学。但实际上，对于那些真正热爱学术的人，有了好条件后学问会做得更好。当然，那些本来就将做学问视为谋生手段和敲门砖的人在物欲上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无论物质条件多么优越，学问都不属于他们。

　　如何在大学中孕育大师、培养大师，似乎不会有简单的答案。在此，笔者略抒陋见，且算作抛砖引玉。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学教师队伍也在迅速膨胀。而大学选择教师的标准几乎同出一辙——学位、成果和出身。其实，很多即便做出一些成绩的青年学者对学术本身也兴趣廖然，其主要目的无非是工作、地位和待遇。这种外在动机无法促使学者们一心向学、终身向学，难成大师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大学招录教师的时候应当把应聘者的从业动机列入考量之列。

　　只有在宽松的环境中，教师才能恣意地吸取文化营养，长远地选择学术选题，自由地思考学术问题，长此以往，才能真正有积累、有创建。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大学的教师评价短视而狭隘。很多学校对教师甚至年年有考评，考评的内容往往集中在论文的发表和课题的立项上。这种短期、明细的考评令很多教师疲于奔命、不胜其苦，以至于无法做真学问。

　　营造自由、平等、公平、积极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一个学校学术实力发展的软环境基础。健康的学术生态具有很多特征，首先，学者们应秉持共同的价值取向——追求真理、贡献社会、服务人类，学者们应具有高远而神圣的价值追求；其次，学校应该具有健全、科学的相关规章制度，使学术研究不仅有章可循，而且能够对科学家的研究旨趣、选题意愿、工作习惯等给予适当的保护；最后，营造积极、轻松、合作、高效的研究氛围，既让研究者感到适度的紧迫感，又为其留有充足的自主发挥空间。

　　学者只有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才能做真学问。只有在经济上获得独立的学者才能保持冷静而敏锐的思维能力和洞察力。避免一些学者成为个别利益集团代言人，使其保持独立学术品格的主要措施之一便是，国家、大学要解决学者衣食之忧，使其安心于个人的理想国中。这也许正是时下一些学者呼吁，我们社会正需要一批“务虚的、踱方步的战略知识分子”的原因吧！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晓娟　于海波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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