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之死》（After the Death of childhood）是在21世纪破晓之时，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围绕童年和媒体的深刻阐释与批判。作者如同在一场辩论会上，正方反方互驳，深入剖析了电子媒介时代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应该提出的对策，对教育者、传媒人、政策制定者，甚至对此有兴趣的所有成年人均有重要意义。

　　全书首尾共列十章，为近年来童年与媒体环境的转变描绘了一幅清晰而浅显的纵览图。从“追寻失落的儿童”开始，通过梳理20世纪后期以来有关童年命运的种种学说，试图引领读者重新认识和建构“儿童”、“童年”和“媒体”等概念，以期寻回“消逝”的童年。

　　帕金翰比较了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的“童年消逝说”和与之相对的乐观主义童年学说，他认为前者带有悲观色彩，而后者恰恰相反，对现代媒体持着完全乐观的态度，认为新媒体技术的介入将导致独立自主的“电子化一代”的诞生。帕金翰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把基点定位在现代媒体对儿童、童年产生的影响上，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科技决定论”的泥淖。帕金翰既驱斥媒体负面影响所造成的道德恐慌，也反对有关“电子一代”不切实际的乐观。他力图摆脱上述两种观点简单程式化的论述，将儿童放置在社会建构当中思考，认为儿童不应该一直被排除在政治、商业以外，更不能被排除在媒体以外。因为不同的时代创造了不同的儿童，这已经是一个不同年代的童年。

　　相较波兹曼，帕金翰理解“童年”这一概念时更加注意考虑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情境，认为现代童年概念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运行的结果。

　　帕金翰认为，对于童年概念的建立，不可能是客观中立的，成人在努力控制童年及其含义，但现实世界中的儿童并不按照“成人的”童年概念而生活。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讨论“童年”概念时，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某种权力关系，赋予“童年”概念某种意识形态的特征。

　　帕金翰提出了自己的对策——超越保护主义。他认为，在充斥暴力、商业化和政治的成人世界里，儿童不应再被隔离或保护。为了保护儿童身为公民和消费者的权利，新的战略势在必行。（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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