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55期独家报道“ 绝学大寻踪之四八思巴文”文章之一。

　　忽必烈命令创制八思巴文并在全国作为官方文字使用，与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具有相似的政治意义。然而秦始皇成功了，忽必烈的八思巴文却没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文字让国人接受并传承下去，其原因恐怕在于文化基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的传承绝非朝令夕改之事。虽然没有成功，但不能否认八思巴文的推广是一次豪迈的民族融合的尝试。忽必烈没有要求全国人民使用蒙古语和蒙古文字，而是接受了多种语言并存的事实，特意创制了超越民族的八思巴文。这种尝试在不经意间记录下了中世纪各民族的声音，带给后世音韵学家无限惊喜。

　　限于各种因素，记者不可能在一次报道中遍访所有学者，但还是在采访中感到，全国研究和爱好八思巴文的人本就不多，却又各自为战，相互间交流甚少，照那斯图先生已经去世的消息很多内蒙古八思巴文研究者竟然还不知晓。在行程中，记者先是无意后是有意地为各地八思巴文研究者和爱好者牵线搭桥，以期他们能够借此次报道之机相互认识，多多交流。由于八思巴文独有的文化包容性，记者特别希望蒙汉学者能够走到一起，发挥各自语言、文化优势，共同进行八思巴文的研究。

　　此外，记者接触的所有学者都认为不必担心八思巴文研究后继无人，这样的众口一词是记者采访之初没有料到的，着实令人欣喜。无论是从八思巴文专业研究人员还是从民间学者、爱好者身上，记者都能深深感受到他们对蒙古文化的无限热爱，特别是在当今社会，这种执著和热情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记者不懂蒙语，对蒙文化也知之甚少，但凭借对文化的敬意与好奇心，得以走进中国大地上的另一种文明，感受蒙古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深情，打开另一种解读历史的视角，重新认识元朝的历史、文化意义，不虚此行。（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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