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翥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相继发表三篇文章，谈了他对吴英喆和笔者2010年在英国公布的两合契丹小字墓志的看法。这两合墓志我们命名为“萧敌鲁”和“耶律详稳”，每合包括两块墓石。我们公布墓志的目的是希望此前不为人知的文献能够为研究契丹史和契丹文字的专家所用，同时也希望对契丹铭文做出迄今最为详细的研究。此前在刊布其他契丹墓志时，包括刘先生在内，也仅仅是挑选了少许细节进行考察，对铭文的大量内容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而我们则尽量为铭文的每个词语作出标注，包括目前还不知其含义的词语。

　　刘先生认为这两合墓志是赝品。他宣称作伪者犯下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可以表明墓志是“伪造”的。为了支持其错误意见，刘先生挑选了一些他认为足以确证其观点的细节。这些细节吴英喆已作了回应，不再赘言。

　　刘先生是著名的契丹文字专家——他也是拙著题献的两位学者之一，他的主张可能会误导读者。出于这一原因，笔者在此作出回应：事实上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们刊布的两合墓志是赝品，不管从哪个角度说，这两合墓志都和此前所知的契丹小字墓志一样真实可靠。同时有必要重申判定契丹小字墓志真伪的几条标准。

　　科技检验。拙著中提到，利用科技手段对墓志的研究尚未开始。在古文字学家和岩石学家、化学家以及考古学家之间还缺乏有效的合作，从来没有人用科技手段研究契丹墓志。在这种情况下，对墓志的目测，包括对其石材的形制、质地、外观以及刻文的目测就成了判断的有效依据。我们对石材进行了仔细研究，通过与其他契丹志石比较，可知这两合墓志是真品。这两合墓志现藏于内蒙古大学博物馆，可以随便检验。刘先生指为赝品的这两合墓志他并未看过。

　　审美检验。我们考察按照中国审美文化传统制造的物品时，从审美视角检验其品质是很重要的。就契丹字文献而言，特别要看其书法是否流畅。现代作伪者不太可能正确处理书法的细节：他会写出讹字，至少也会忽略构成铭文审美因素的艺术变体。在这方面，两件铭文与其他契丹铭文若合符契。从拙著刊布的拓片中可以看出，“萧敌鲁”墓志（1114）和“耶律详稳”墓志（1091）的字迹表现出了富于创造性的笔法，这是辽代书法家所独具的。

　　文字学检验。刘先生主要着眼于铭文的文字细节。在某些具体文字上，刘先生认为铭文与应有的写法不符，他把有别于其成见的地方看成是“错误的”。这样处理问题实为方法论的谬误。我们迄今所知的契丹小字碑铭数量很少（约40件），每件铭文都有其特征，这些特征连刘先生也不能解释。在这些前所未见的特征中常有些拼写上的“错误”，我们的两件铭文里自然也有此类现象。但这不应作为否认碑铭为真品的证据，而应视作对未来契丹语研究的挑战。

　　历史学检验。正如拙著详加解释的那样，这两件铭文与辽代史实完全吻合，而被公认为辽史专家的刘先生却又看出了问题，那是因为其在某些地方不同于他此前通过某些史料得出的印象。然而，这种差别不应视为否认铭文真实性的证据，而应视为增加辽史知识的新信息。“萧敌鲁”和“耶律详稳”这两个墓主以前都不为人所知，但铭文提供的信息使我们得以明确此二人的来龙去脉。我们在拙著中提及，辽代的人名、地名以及历史事件的全文索引尚未编纂完成。包括我们刊布的这两件铭文在内，每件新的文献都会为现有的资料库增补信息。

　　语言学检验。至关重要的是，两件铭文无论用哪条语言学标准衡量都完美无缺，现代作伪者绝对不可能做得出来。铭文的结构、词汇、语法——就我们所知——全都符合现有契丹语知识。而且，铭文也包含了很多未经证实的词语，其中一些我们已经有能力解释了，里面甚至还有谚语——这完全超出了任何作伪者的能力。“萧敌鲁”墓志里有一段铭辞，尽管大部分内容尚不能译出，但它表现出的规范体例也绝不是作伪者能够造得出来的。“萧敌鲁”和“耶律详稳”墓志上的契丹小字铭文绝不可能是伪品。

　　操作条件。我们还要考虑制造赝品的条件。职业作伪者都是能工巧匠，他们极为熟悉各种不同的材料和技术，却很少受过专业教育，这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力造出可靠的历史文献，他们也不会娴熟的历史学、古文字学和语言学。要造一件看得过去的赝品，需要诸如历史学家、书法家、语言学家和工匠的合作。而精通契丹学的，包括刘先生在内，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这些人中当然谁也不会参与契丹文墓志的作伪，因此，可以说这两合墓志必是契丹小字原作。

　　通过技术和审美标准来辨别这些赝品相对容易。人们也试着伪造契丹小字铭文，尤其是在小型物件（印章、符牌、简牍）上，但这类赝品上的铭文主要是现存铭文的复制（来自出版物，通常有错字）或是容易鉴别的臆造品。事实是，作伪者总是追逐唾手可得的钱财，并没有兴趣投入多年的研究以造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因为那显然在经济上不划算。

　　赝品交易与文物贸易密切相关。就契丹小字墓志而言，当下有利可图的交易都是关注原石。在辽陵区域内一定还有几千座未发现的坟墓，其中有许多墓葬保存着墓志，有些是用契丹小字刻写的。新发现的契丹小字墓志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攀升，这不足为奇。很多存有辽代墓葬的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即使没有蓄谋的“盗墓”，快速发展也使人们发现了许多新的石刻，这些石刻从最初的发现者（往往是农民）那里开始屡经易手，最后进入了博物馆。

　　为了避免将来的错误理解和论断，开发为墓志断代的技术手段是不可或缺的。今天已经有了很多可以信赖的断代方法用于陶器（热发光测定）、木器（年轮测定）以及其他有机材料制品（放射性碳测定）。金属和石器的伪造品甚为多见，通常要借助专家的眼光进行目测，而为之断代的技术工具还仍未见发展。就墓志而言，重要的是把墓志研究的经验与岩石学、化学等领域的科学知识结合起来进行一系列研究。显而易见，只有新的科学断代手段才能说服像刘先生这样的怀疑论者，他们对其他类型证据的合理性都会不屑一顾。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虎嫩/撰　唐均/译　单位：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世界文化系；译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