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时下，如何构建当代中国文化？倡导国学者有之，主张西化者亦有之。按道理，无论中学西学，何者为体，何者为用，文化总归应该蔚为大观才是。然而，事实者为何？倡导国学者，搞国学院，背四书五经，唱昆曲，建遗址，穿长衫，歌颂帝王将相，怀恋才子佳人。主张西化者，办国际交流学院，飞世界各地，建歌剧院，铺大广场，言必称后现代。而在实干家眼中，不管是唱昆曲还是唱歌剧，所有这一切都是工具和手段，都不过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如果功利主义无处不在的话，那文化就只能见缝插针。问题是，对于一个健康的时代和民族来说，文化应该是无处不在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解决当前文化的“三个不适应”问题，在笔者看来，文化失忆正是“三个不适应”的重要表征。

　　文化除了表现为一种知识体系之外，更集中地表现为一种基于对于文化知识体系进行有效阐释、传承、弘扬基础之上形成的文化生活方式。我们对文化的失忆，首先来自于应试教育模式对文化知识体系的阉割。我们经常提醒学生要避免知识盲点，而实际上，应试教育模式造成的是文化盲区而不仅仅是知识盲点。其次，我们对文化失忆也来自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导致文化镜像的遗忘。文化是无处不在的，不仅有物质文化，更多是非物质文化。目前很多地方都在主张“申遗”，但殊不知文化遗产除了申请和开发、保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理解、阐释、消化和推陈出新的问题。只有使得文化遗产获得现实的生命力，才可能使它具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最后，文化的根应该扎在当代人的生活之中，时下文化生活的商业化、单一化、时尚化也是导致文化失忆的原因之一。艺术的商品化追求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强化了人们对于复制手段的推崇，最后导致的必然是传统文化失忆，电视快餐文化、广告商业文化和网络泡沫文化的无处不在。

　　如何在失忆之后营构文化，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笔者看来，营构文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与 “五四”一代学人相比，当代学人境况堪忧。有一个略带偏激的概括：一流学者闭门造车，二流学者圈内办会，三流学者花钱买版，四流学者抄袭粘贴。这显然不能适应营构文化的需要。

　　基于此，笔者认为，营构生机勃勃的当代中国文化，需关注这三个方面：通过改革教育来建立文化传承机制，通过阐释文化镜像来激励文化自觉，通过扶持民间文化来引导文化复苏。

　　通过改革教育来建立文化传承机制，这当中最为急迫的不是让一流学者来重新编选教材，而是要建立全新的人才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以自主招生为例，北京大学把孝顺作为校长推荐学生的条件之一，复旦大学举办博雅杯竞赛，所有这些都属于对改革教育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的有益尝试。但显然步子还不够大，影响面也很有限。现代中国大学开设哪些专业、传授何种知识体系、确立何种核心价值观，这些得我们自己说了算。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升学的多样化评估标准和多种录取方式也不妨加以学习和吸纳。只有不拘一格选人才，中国的教育才可能适应建立文化强国的需求。

　　有了足具张力和活力的教育结构机制，还存在着如何与文化接轨的问题。任何共同体的文化建构都存在着积淀和突变的潜在脉络，同样，民族文化的传承也必然是在阐释中得以实现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论述过做大众学生与大众老师的关系，也曾讲过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的关系。当代文化工作者只有处理好这两对关系，才能进一步完成文化接轨的使命。而在笔者看来，当前文化界要面对的问题无疑是复杂的，有中西文化融合问题，也有雅俗文化对垒问题，还有红色文化宣传问题，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不管哪一类文化问题，都必须面对一个共同的难题：破解文化失忆。正如本雅明所说，“在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韵味”，中西文化肤浅理解、雅俗文化转眼过气、红色文化单调重复，无不提醒着文化工作者对文化进行深度阐释的重要性。以对红色文化的阐释为例，红色经典中固然包含了与时代相伴随的革命性内容，但同时也包含了非常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保尔·柯察金固然是一个革命战士，但同时也是一个生活的强者，他所反抗的不仅是旧制度，也反抗着人生的平庸。所以，当他失明之后，他能够在文学创作中获得生活的存在感。这样的文学形象本身应该是具有超越性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阐释。

　　无论我们着手改革教育机制还是重新阐释文化产品，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改变文化干瘪缺血的存在状态，进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形成的文化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只是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化的多种形式在逐渐失去活动场与活动主体的同时，日趋走向枯萎。此种境况之下，各级行政机构扶持、文化工作者推动、广大民众参与就都成为文化复兴的要件。同时，在这三个要件基础上，政府的行政扶持尤为重要。需要强调指出，文化复兴需要更加宽广的舞台，文化扶持也需要覆盖更加广阔的领域。所以，通过扶持民间文化来引导文化复苏，使得民族文化尽快形成一个良性生态环境，就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当代文化的窘境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不抱希望，恰恰相反，它为我们复兴文化提供了契机。这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文化改革发展“五个坚持”的重要方针。如此，文化失忆与“三个不适应”的问题必将得到有效的解决。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苏保华　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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