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收入增加和储蓄惯性是城镇居民高储蓄主因

　　在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框架内，使用1997—2008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一，持久收入的增加和储蓄惯性显著提高了城镇居民的储蓄率，这两个因素可以对1997—2008 年间城镇居民储蓄率增幅中的大部分进行解释，而财富水平的影响比较微弱。第二，少儿抚养比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进一步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第三，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城镇居民的储蓄率，而就业的市场化程度却产生了与之相反的影响。此外，公共支出结构、通货膨胀率以及实际利率并没有对城镇居民储蓄率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城镇居民的高储蓄率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从提振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角度出发，各级政府应大力发展城镇社会保险事业，而在近年来养老、医疗等基本险种的覆盖面已有大幅度上升的背景下，一方面需要特别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工作；另一方面要将城镇社会保险工作的重点转向提高保障水平。

　　（沈坤荣、谢勇，《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1997—2008——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1年9期）

　　收入不确定性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储蓄率

　　由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的收入容易受到气候条件、自然灾害、病虫害以及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且各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农村也相对缺乏，尤其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在农村的覆盖面和保障程度都明显低于城镇。因此，农村居民在日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着较高的不确定性。

　　中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消费一直滞后于城镇。基于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的研究发现：第一，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差距的上升将会导致农村居民储蓄率的明显上升；第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生命周期特征并不明显，但在考虑家庭教育、医疗支出后，储蓄率却表现出显著的“U 型”生命周期特征，并且在45—49岁达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最低点；第三，家庭的人口年龄构成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具有显著的影响；第四，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其财富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户主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性别对农村居民储蓄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谢勇，《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1期）

　　抚养比与储蓄率负相关

　　由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会影响到当前或未来的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因而经济增长率会通过生育和寿命影响到人口结构，即人口结构内生于经济增长。

　　在人口结构内生的框架下研究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发现，由于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增长加快，预期寿命提高、出生率下降，使得老人抚养比升高和少儿抚养比降低，即出现人口老龄化过程。由于少儿抚养比下降幅度远高于老人抚养比提高幅度，这个过程会增加储蓄和投资，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消费水平。由于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降低会使出生率增长，因而少儿抚养比升高，这个过程会降低储蓄和投资。这时要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政府的干预，在公共政策上提高对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提高未来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预期寿命。当这部分人进入成年时期，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都会下降，因而储蓄率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也相应提高。否则，过高的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会抑制经济增长，从而使这些国家和地区陷入“贫困陷阱”。

　　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阶段，老人抚养比刚刚超过10%。如果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未来老人抚养比会继续升高，实现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必须以降低储蓄率为代价，这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和人均实际收入的下降。为此，政府需要制定合适的人口政策，适当鼓励生育，提高年轻人口的比重，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董丽霞、赵文哲，《人口结构与储蓄率:基于内生人口结构的研究》，《金融研究》201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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