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文化及其价值观作为人们行为的理念和思想前提，也是社会根本体制和制度规范的基石，对于整合社会成员、维系共同生活、促进社会良好运行具有核心意义。也因如此，文化及其价值观深受社会学关注，形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重要题域。

　　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学科特殊表现

　　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文化不是超历史的现象，而是人类活动和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马克思的批判表明，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化异化劳动中，社会和人不得不屈从于资本的目的，成为资本积累的手段和工具，劳动产品则是与劳动者对立的异己对象。通过对资本主义文化本质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为深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文化批判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文化批判理论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中西文化的碰撞导致了空前的社会变局，社会学家对文化给予了深入研究。如早期乡村建设学派的梁漱溟先生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认为两者体现了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路向，西洋文化的进入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组织结构，“旧辙已破，新轨未立”，导致了文化的失调，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状态，因而提出了“中国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费孝通先生1997年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引起了我国社会学界的极大关注。郑杭生教授认为，费老提出的天人之际、精神世界、意会、“我”、“心”以及文化与不朽等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指出了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其对于美好、优质、人文价值的现代社会的憧憬，深得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的认同。“文化自觉”为把握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供了多重启发，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学科特殊表现。中国社会学不能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在费老“文化自觉”的理念基础上，“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现已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概念工具、理论视角和方法论。

　　社会变迁呼唤文化自觉和自信

　　社会学的文化研究展现了独特的学科视野。现代性变迁过程中文化及文明的传统式微和轨迹辙变，以及伴随而来的进步与代价、亢力与冲击、奇迹与失落，促使我们必须郑重对待如何唤醒文化自觉、重拾文化自信这一关系到现时与未来的大问题。

　　一方面，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社会、多样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在以往的熟人社会和乡土场景中，非市场化社会的传统制度，如风俗、习惯、礼仪、乡规、民约等，是社会行动的重要调节机制，人们之间的行动方式、目标和结果是高度确定的和可预期的，交往沟通过程中的理解和信任也就更容易建立。同时，文化及其价值导向的浸润，使社会成员形成内在的自律性，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无治而治”、“无为而为”的效果，从而大大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这种内生于中国文化的治理智慧，今天仍然富有启发意义。中国文化的柔性、细腻、包容等品格，以及难以复制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国家、社会和民族的高端核心竞争力所在。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数十年一直处于快速变迁过程，以往的社会结构系统、社会关系体系、社会行动方式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去单位化”的结构性变迁过程中，以往的“单位人”变为了“社会人”，最终成为“社区人”沉淀在基层社会；身份不再是个人固定不变的特征，与之相应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体系也带有模糊性和不规范性；一些新型社会利益群体的形成，使得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和多样化；社会职业结构在持续转型，传统行业从业人员的下降与新兴行业从业人员的增长已成趋势；社会关系体系仍在动态重组，大规模和高速率的社会流动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连续性、稳定性、透明性和可预测性难以保持；随着市场化社会特有的理性权衡、交易和竞争成为普遍现象，社会行动方式及其规范秩序体系也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进行重新调整。

　　总之，熟人社会日渐遥远，陌生人世界已成生活常态。巨型的流态社会与原子化点状分布的个人，既使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面对诸多困题，也对群体监督和个人自律造成了削弱。如何使西方与东方、全球与本土、国家与地方等不同的文化样态形成自洽的系统，已是社会平稳运行和快速发展绕不开的问题。

　　文化自信构建的着力点

　　显然，充分的文化自信心是中国文化展现出别具一格的现代风范所不可或缺的。

　　首先，应当处理好几大重要的关系。譬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社会是“互构共生”关系，过分强调个人或者过分强调社会，这两个极端引发的社会问题都会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在当前，倡导整体性、社会性和共同性，重视共同价值和共同理想，应是文化建设的侧重点。再如，本土与西方的关系。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甚为纠结的一个问题。事实反复证明，试图通过复制西方国家的路径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结果往往是难释初衷。在学习西方文化、吸取其合理成分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弘扬中华文明的包容百汇、吸纳异质、平抑极端、化解纷争的智慧，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又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任何文化的存在都依托于不同时代人们的传承继替，离开了传统也就无所谓现代。面对赞扬西方文化而否定自我文化，甚至视此为批判性、反思性、创造性精神标志的社会现象，现时的中国特别需要敬畏自己的“过去”、历史和传统。又譬如，“风”与“俗”的关系。在中国文化的演变过程中，“风化”与“俗化”形成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轨迹，在社会生活中始终是互为依托、交织共生、一体相融的关系。通过“风”与“俗”的视角，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精英与草根、庙堂与江湖的相互关系，可以获得更为开阔的思路。

　　其次，应积极构建新型文化平台。例如，文化教育平台的构建。应打破学校教育的封闭性，使学校与社会、课堂与实践基地形成双向互动，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址、市民活动中心以及社区等第二课堂的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和拓展。又如，文化参与平台的构建。应当使多元力量特别是社会力量，参与到文化的治理、服务和教育之中，构建起政府、社区、社区中的各类组织共同参与的文化建设格局。再如，文化互动平台的构建。文化建设使不同部门、组织、群体和个人形成“复合”，使其各自的优势得到协调和发挥。这一过程可促进个人、群体、组织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从而提供相互利益和价值达成共识、促成民意基本一致性的条件和基础。

　　文化建设应当形成高端与基层之间的持续不断、多阶往复的过程。在高端的理念和价值层面，应倡导社会共同性、意义共同性以及共同理想与共同追求，使之成为国家、社会和民族的生存理念、精神家园、崇高追求和恒久理想。在基层的微观和日常层面，应通过于微见著的文化建设，使高端理念和价值真正地融渗于社会生活中。文化建设如何在基层社会中落地生根，使之服务化、生活化、日常化，从而习惯化、行为化、大众化，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课题。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敏　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关于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个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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