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迅速传播，中国经济学家面临更大的挑战，一边是目不暇接的现代经济理论，一边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解释中国现象、发展现有理论体系，这是历史赋予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和机遇。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所著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成果——“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与转轨经济问题探索”（以下简称《均衡与非均衡》）一书，记录了一位中国经济学家20年的学术思想，将对经典非均衡理论的解读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探究集为一体，用思想的锋刃剖析现实世界。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拘泥于现成的理论解释，而是围绕特征事实，告诉我们一系列关于中国的真实故事。

　　其一，非均衡作为中国发展的主要特征，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作者总结了五大矛盾，即GDP增长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矛盾；GDP增长和就业增长的矛盾；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矛盾；国内外经济利益的矛盾；社会贫富矛盾。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由地方政府的投资驱动以及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缺乏内在的创新驱动。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同时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样的政策组合下，与全球经济低迷相对照，中国2009年和2010年仍然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速度。作者在2010年及时指出了其中的问题，一是通胀压力加大，资产泡沫化程度加剧；二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三是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尽管如此，作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抱有十分乐观的预期。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源错配，如民营经济融资艰难、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等。换个视角看，若能纠正资源错配，未来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其二，中国东部经济圈仍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劳动力和资本应在东部进一步集聚。该书“土地制度与中国城市结构、产业结构选择”一章，提出当前“扁平化”的城市结构导致城市土地的容积率小，人才、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使用效率低，产业重构等问题，应该大力发展东部大都市圈以及中部的平原都市圈。土地制度改革是突破口，作者提出了“土地指标市场交易”的方案，这一交易在某些地方已经局部性进行，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在全国层面开展。

　　其三，中国的工资上涨并不说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该书用两个章节讨论了“刘易斯拐点”这一命题。在刘易斯的二元模型中，在拐点到来之前，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只要高于农业部门的收入就会导致大量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因而现代部门的工资维持在稳定水平，当劳动力转移完成后，现代部门的工资将由劳动生产率决定，工资开始上涨。然而，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有一定歧视，农民工的工资及其增长长期低于城市劳动力。在政府开始消除这些歧视时，表现为农民工工资上涨，但这并不表明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时代已经结束。

　　其四，中国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主要是收入风险较大，仅仅强调收入增长并不一定能刺激消费。该书有关消费的几篇文章均从研究居民跨期的消费决策入手。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翻了几番，但消费水平并未随着收入增长而同步上升，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还在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中大大上升。因此，需要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健全住房信贷等耐用消费品消费信贷制度等。

　　其五，中国经济缺乏动态效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仅与人口老龄化有关，而且需要考虑到经济的动态无效。在中国，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一直是热点问题。作者的研究是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展开，揭示了社会保障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又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收益率，从而为选择一个合适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依据。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缺乏动态效率，储蓄水平高于最优水平，因而在中国，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即由工作人缴费赡养老人）仍然是更合适的选择。

　　总之，《均衡与非均衡》一书让我们充分领悟到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也赋予了中国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封进　为复旦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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