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亚太三人行”栏目第八期在日本大和总研的多媒体工作室顺利进行。受访者为日本著名的一桥大学校长、法学教授山内进先生。三位学者就中日文化交流、欧洲文明、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1中日要在政治层面之外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川村雄介：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日本著名的一桥大学校长山内进先生。山内先生曾围绕欧洲中世纪法制史，从历史角度出发，针对欧洲社会扩张问题发表了多方面的研究论著。首先，我们想请山内先生谈谈，您是如何与中国结缘的？

　　山内进：日本人初中入学后就开始学习古汉语。我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是高一时学的《诗经·国风·周南》里的一首关于女子出嫁的诗歌，它的日语叫“桃の夭夭たる”（《桃夭》）。我还记得这首诗歌的开头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后边还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等。这首诗把新娘比做桃花，令人惊叹。汉语是让我对中国感兴趣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读了下村湖人写的《论语物语》，一本非常好的书。

　　报考大学时，我曾经考虑选择中国文学专业，但是后来我的专业是法制史中的欧洲法制史，因此与中国不再有直接联系。当我成为一桥大学法学系系主任之后不久，为了加强与中国的交流，我访问了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那次访问再次唤起了我对中国的兴趣。之后，我开始频繁地和中国的研究机构与学者进行交流。当时，我们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举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在其成果基础上还出了一本书。另外，在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也向我们发出了开展交流的合作意向，之后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也举行过多次研讨会。

　　薛军：一桥大学在日本非常有名。但是，因为一桥只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没有理科专业，规模相对来说有些小，因此在海外并不是很有名气。现在，一桥大学不仅积极在北京建立事务所，而且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山内进：中日之间有必要在政治层面之外建立一种更紧密的关系，并且应该强化这种关系。为了让一桥大学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事务所，希望踏实地推动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薛军：我非常喜欢一桥大学的校风，人数不多但非常有凝聚力。一桥是如何组织和发挥校友会以及留学生的作用的？

　　山内进：在国际竞争及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桥大学必须努力，特别是在留学生生源竞争上积极努力。一桥大学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它一直在追求高水准的办学质量，其中也包括学校应当对毕业生具有影响力，还应该完善校友会的机制和作用。对留学生来说，我们也制订了多种方案使他们回国后尽可能地再回学校。

　　2 以共存思想看待新兴国家发展进步

　　川村雄介：我在读山内先生的著作《北方的十字军》之前，不知道还有向波罗的海进军的十字军，印证了“强迫进来”（compelle intrare）（注：拉丁语，出自福音书——编者注）的思想。基督教“政经文合一”的扩张运动，实际上与在大航海时代开始的西欧社会扩张是紧密相连的。另外，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占世界GDP三分之一的大国，从欧洲源于海上的扩张运动开始到鸦片战争期间，富饶的中国成了西欧列强开始互相抢夺的对象。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像波罗的海沿岸及欧洲边缘地带那样的“强迫进来”方式，在亚洲却无法实现。

　　山内进：首先，关于欧洲扩张，一直存在着异教徒是否也享有权利的问题。在扩张过程中，欧洲思考了人权的意义，因此也被称为是人权最先进的地区。但是，从历史来看，欧洲却大多存在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征服思想。这些和人权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康斯坦茨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概括起来就是，一方主张“基督教是正义的，对于那些不信奉基督教的人们来说，他们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是有罪的”；而另一方则认为，“异教徒也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因此大家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相对于其他地域的文明，欧洲存在着依靠武力取得胜利的粗鲁一面；但是，欧洲的政治思想中也提出了“人权”的概念，这位于世界领先水平，然而里边却存在着一些复杂关系。

　　查看十字军的行进路线，会发现耶路撒冷之外的地方也有十字军的行迹。在亚洲，中国原本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很难被征服。对于欧洲国家来讲，倒不如与之签订各种条约，以平等的文明国家的身份进行交流。19世纪左右，欧洲的扩张在亚洲成功进行。另外，当时也存在着“西进扩张路线”，欧洲权力在古巴比伦地区扩张的同时，西进扩张路线经过英国到达美洲，再从美洲到达亚洲。19世纪中期，西进扩张路线从美洲跨过太平洋到达了日本和中国。这时欧洲与日本、中国的关系开始恶化了，比如，欧洲开始想把亚洲变为其殖民地；欧洲的天主教徒们则认为自己都是绝对正确的，为了人类发展以及人类平等的思想已经没有了。

　　川村雄介：最近，中国及亚洲的世界地位在不断地提高，那么，如果要对亚洲和世界的未来走向作一个大胆预测的话，您认为会是怎样的？

　　山内进：世界和亚洲的未来会怎样呢？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种区分自己和异己的“我他之辩”。这里可能包含着“消灭异己，扩大自己领地”的不平等的征服思想。这种“界限思想”区别己方和异己，对异己采取打压、强制征服的手段。欧洲人的基本行为准则就是“界限思想”，如果对方变强大，就用战争解决。另外，欧洲还存在虽然“我”和“你”不同，但“我们”可以共同友好发展的“共存思想”。它和“界限思想”完全不同，强势的一方不会胁迫和打压弱势方，而是认可各方共存，这点是和人权相关的。这种共存思想只在欧洲国家内部存在。因此，欧洲国家内部可以发表人权宣言，但对外又心安理得地进行殖民主义。

　　我认为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不赋予其他国家民众人权的做法是很荒谬的。此后，国际社会开始重视“共存思想”的同时，国际政治问题中也存在着“力量”问题。19世纪，亚洲饱受欧洲列强蹂躏，经过这个过程后，亚洲开始觉醒。而支配着当今世界的欧美文明，对那些正逐渐变强但还没有支配世界的其他文明，持一种恐慌和支持并存的态度。如果以共存思想来看待文明的竞争和新兴国家发展进步的话，世界将不会有冲突，我自己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

　　3 培养与时俱进的、强韧的、全球化的领导者

　　川村雄介：日本的大学教育中存在着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对立。对大众教育而言，日本平均水平以下的一些大学，仍然在课程中安排为大学生专门补习高中科目，造成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较低，不能实现精英教育。请问作为一桥大学的校长，您是如何看待精英教育的？

　　山内进：我成为校长后，把“建设一个与时俱进的、强韧的、全球化的一桥”作为座右铭，并把“培养与时俱进的、强韧的、全球化的领导者”作为宣传口号，某种意思上说就是要培养精英。那么，“精英”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一桥大学规章中提出，要培养“富有想象力的专业人才”、“理性的改革者”、“改革家”，最终目的是要培养一批“具有领导力的政治经济人才”。其中，“富有想象力的专业人才”，就是能够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在社会上展现自我价值的人，掌握广泛的知识并用自己的想象力进行规划。在坚实的专门教育基础上，培养既杰出又坚强的领导者是一桥大学与时俱进口号的内涵。另外，我认为培养艺术的感性也很重要，因为该修养是在经过各种各样的体验和经验后形成的。为了培养学生的修养，我认为很有必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

　　川村雄介：日本的大学教育中还存在着实用科学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对立，例如工商管理、法律等实用科学很受大学生欢迎，而像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基础学科则遇到是否有必要学习的争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山内进：我认为从本质上来说，社会科学也是实用科学，因为社会科学是一门为了创建美好社会、认识并解决社会上发生的各类问题的学问。从这一点考虑，我认为它也属于实用科学。以前，所谓的学问，指的是文学、哲学和史学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属于贵族的学问。社会科学是近代才开始慢慢发展起来的。研究社会上出现的各类事情，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学问。欧洲人把从社会科学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学问化，形成了经营学、经济学等学科，把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知识变成了十分优秀的学问。同时，产生于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科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能够在社会体系中不断发展的。例如，军事学和军事战略在欧洲就不是仅限于军人学习和研究的学问，它利用了很多民间生活的常识，应用广泛。又如，数学本不属于社会科学，但是数学家将城市建造相关的知识发展成为工学，工学和社会科学紧密相连。

　　欧洲有着非常重视大学教育的传统，持续了几个世纪，大学是让学者潜心做学问而不受干扰的地方。日本取其精华，即使是缺乏资金的时候也在努力建设学校和大学，因为发展教育和科研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4　日本欢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薛军：从贵族的学问和一般大众国民的学问的角度分别来认识社会科学，观点非常新颖。请联系日本的教育制度，针对中国大学生和日本大学生不同的地方谈谈您的看法。另外，从校长的角度出发，您对留学制度有何看法？

　　山内进：精英教育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教育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绝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所以无论是日本的大学生还是中国的大学生，都很难说全部是精英了。但是，在日本和中国，我认为能聚集优秀人才的大学里都是一些活力四射、奋发向上的学生。只是由于中国的竞争压力更大，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学生应该更有干劲。现在，是日本历史上发展教育的最好时期，在基础设施、资金投入、资产设备等各方面都做到了最大化，我们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我也希望日本的学生们认识到这一点，考虑怎样去充分使用和利用现在的资金和资源。

　　我认为中国人民非常优秀，很少犯错误，工作努力。中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集体氛围，并且没有让人感觉到侵略性，而是持有一种谦虚包容的态度。日本和中国的学生既有很多不同点，也有很多共同点。中日学生今后应该互相学习、共同合作。关于留学生制度，我认为日本是持积极欢迎的态度。从一桥大学来看，研究生阶段的留学生数量要比本科阶段的留学生多。

　　薛军：我就是在日本读的研究生，在中国读的本科。

　　山内进：那是一种传统的留学方式。从本科开始留学的话，会有些困难。但是，从一桥大学的情况来看，来自亚洲各国的留学生有545人，其中中国人197人，韩国人192人，两国相差5人。但是，如果从本科留学生来看，中国只有30人而韩国有105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重视中国本科留学生。对于我们来说，招收中国本科留学生已经成为很重要的事情。在就业方面，一桥大学在日本产业界和经济界都很有影响力。

　　川村雄介：历史的话题，大学的话题，研究的话题，今天从多个方面领教了很多知识。非常感谢！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川村雄介　薛军　本访谈实况视频将发表于日本“大和证券”网络电视www.daiwatv.jp；另外有关本访谈的日本版报道将发表于日经BP网络在线www.nikkeibp.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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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桥大学起源于1875年设立的私塾商法讲习所，其后历经商业学校及高等商业学校等性质及名称的变化，1920年升格为商科大学。

　　与此同时，一桥大学不断扩大研究及教育的范围，持续向社会科学综合大学的发展道路迈进。

　　一桥大学于1951年设立商学部、经济学部、法学部、社会学部四学部体制（学部相当于院系，为大学本科生隶属的编制, 即本科），延续至今。在此基础上,1953年，该校又设立由四个研究科所组成的大学院（大学院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所属的编制，相当于研究生院）。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桥大学于1995年设立国际企业战略研究科，1996年设立言语社会研究科，2004年起在法学研究科下设立法科大学院，2005年度又设立国际·公共政策大学院。

　　一桥大学的校本部位于东京郊区的国立市。国立市被指定为文教都市，为了创造舒适的研究生活环境，该市实行严格的环境管理。大学校园无处不充满着大自然气息。（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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