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7次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尘埃落定，大会通过了《公约》和《议定书》工作组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决议，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决定实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根据德班决议，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将于2012年上半年投入工作，不晚于2015年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公约》缔约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条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与此同时，绿色气候基金正式在德班启动；此外，继续《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从2013年开始实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尽管德班会议在部分发达国家的阻挠下没能就《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作出具体按排，但毕竟《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施得到会议的认可，部分发达国家试图废除《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企图没有得逞。

　　但是德班会议成果依然有限，与气候谈判初衷的期望值显然有一段距离，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实施以及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德班决议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过渡性文件，不能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

　　自从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全球气候谈判启动以来，国际气候谈判走过了20年的艰难历程，虽达成的共识不断增多，也形成了多项协议，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之间依然矛盾重重，特别是在减排问题上的分歧远未弥合，似乎国际气候谈判启动的初衷被无休止的争论渐渐淡化。

　　在气候问题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外延效应超出了自然科学本身的范畴，从一个科学问题演变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问题，全球形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格局。目前，基于各方利益的考量，谈判各方的基本立场很难发生根本性改变，全球气候谈判仍困难重重。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何去何从，谈判能否有更新、更多的实质性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间政治层面上的互信，也需要反思气候谈判的初衷。气候谈判的初衷是推动世界各国行动起来共同抵御全球气候变化，但事与愿违，自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以来，谈判就笼罩在浓浓的政治氛围中，谈判过程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利益博弈和政治较量的演进。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归结为气候逐渐变暖导致气候变化异常和人类生存条件急剧恶化，而全球气候变暖又与人类活动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关。对于气候变化的特征，各国主流学术观点和舆论把近来的高温天气与全球变暖联系到一起，认为最近几年全球极端气候事件的大量出现是气候变暖所致，而全球气候变暖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其中二氧化碳的排放对气候异常变化构成了严重威胁，这已成为客观事实。有资料显示，近50年来全球气温上升速度比过去100年快了一倍多，以此推测，未来的全球气候将更加极端化，甚至达到人们难以承受的地步。因此，尽管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解释和认知或许与目前科学水平的局限性还存在着关联，但都无法改变全球气候正在逐步变暖这一现实。另外，全球气候变暖与自然界各种自然现象急剧变化有关，也与人类的社会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结论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为此，人们更多思考的应是，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如何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更多地从环保意识出发，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人类生存环境危机“悲剧”的发生，除此之外人类没有回头路可走。

　　基于应对气候变化，无论是哥本哈根和坎昆会议，还是德班谈判以及放眼未来，世界各国恐怕别无选择，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还将继续下去。而谈判又都绕不过《议定书》，各方都希望就未来《议定书》减排承诺问题谈判中所涉及的领域以及达成最后协议的时间取得共识。同时，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宣言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除了态度上的诚意和行动上的务实外，还需经历较长的博弈和磨合过程，全球拯救地球的努力最终离不开国际合作与协调。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超出了国家的范畴，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千秋功罪的大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过程中，气候政治的博弈与国家利益的考量说到底体现的是各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态度和决策，包含了政治与经济因素各种理念的相互交锋、各种利益彼此博弈的结果。而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的博弈与碰撞中，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关系，或许这一现实的课题带给我们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但无论哪种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善恶评价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社会整体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理应有更多的作为，相关谈判不能一拖再拖。为此，《公约》和《议定书》缔约各方也需要认真反思一下谈判的初衷，从中得到警示：人类自毁地球家园的悲剧不应在我们身上发生。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东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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