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48期　特别策划“学术翻译的道与术”文章之一

　　九十高龄的何兆武先生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有学者说，何先生翻译的西方经典，“影响了一代甚至好几代人”。2011年10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专门就学术翻译这一话题采访了何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何先生，您好！您是学术翻译界的泰斗，您翻译的西方经典，像《社会契约论》、《思想录》、《历史的观念》等可以说影响了几代人。今天我们想请您聊一聊有关学术翻译的问题。首先我们想明确一下我们说的学术翻译是指什么。国内在学科划分上采取的是两分法，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我们这里说的“学术翻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翻译，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翻译。但是，像小说、诗歌翻译这样的文学翻译似乎不在我们所说的学术翻译之列。

　　何兆武：是的，但文学理论的翻译，应该也属于学术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的。有这么一种说法：中国历史上曾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到“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我们所说的学术翻译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何兆武：其实，清末就开始大规模地介绍西方学术了，这其中就包括梁启超。但梁启超的工作都是转手的，转自日本人。前几十年都说梁启超翻译的浅薄，我认为不能那么看。拿今天的水平来说，他是相对浅薄。可当时知识界刚开通，那个条件下，他只能“粗制滥造”，这也是他的贡献。看这个问题要有历史眼光，就好像对小孩子一样，你不能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他。新中国成立后，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得很多。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术翻译。到了“文革”，这类翻译就基本上停下来了。改革开放以来，各学科的翻译非常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从“文革”前就开始做学术翻译了。

　　何兆武：是的。那时候有规定，凡是马克思以前的都可以翻译，作为历史资料参考。所以我就挑了一些马克思以前的，利用晚上时间来翻译，但晚上精力总是差一些，进度很慢。一个晚上能翻译一页就不错了。因为总免不了有疏漏，翻译完之后，总要再看几遍才放心。

　　翻译时，抓不住具体意思，就很难译好。比如，有个美国历史学家的文章，译成中文的题目是“批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中国历史学”。而他的原意是“被马克思主义乔装打扮了的中国历史学”，就是说，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历史学就不再是原装了。可是我们却翻译成“披着马克思外衣的中国历史学”，就是说你冒充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思完全不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觉得，学术翻译方面的人才应该怎么培养？

　　何兆武：外语学院应该重视学生知识的培养，而不光是外语的培养。没有专业知识，翻译出的东西可能就会错误百出。做学术翻译，最好是由研究某个领域的来做该领域的翻译，比较能保证不出错误。现在翻译的书，有的很好，有的则错误百出，还有的纯粹是胡编乱造。缺少正式的质量审查制度把关，很多根本就不能用的译稿也刊了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倡导“走出去”战略，包括中国学术“走出去”。您认为对外介绍什么比较好？

　　何兆武：当然有好的知识是值得向国外介绍的。从儒家到毛泽东，都可以翻译。卡斯特罗就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我们以前搞运动，写过多少文章，那些东西作为史料，有些是非常可贵的。“文革”以后，我在西雅图还看见一个“革命书店”，里面全是卖“革命书籍”，还有好些照片。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历史上看，您认为学术翻译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何兆武：影响还是大的。不但在学术上，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严译名著就有八种，像《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名学》、《法意》等。他翻译的几部书，要比一大批传教士和洋务人士30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后来对马恩著作的翻译，也影响了一个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对学术和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还要我们去研究。牛顿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就是提供巨人的肩膀，让别人可以上得更高。（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李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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