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革命”是发生在19世纪末期、由新学家所发动、旨在促使中国文化近代化与文化重建的一场革命运动，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作为一次革命，它从19世纪末开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展到顶峰。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新学家如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等，对中国的传统道德作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清算与改造。在旧道德受到巨大冲击的同时，西方的伦理学说和道德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和传播。

　　在“道德革命”中，新学家首先批判了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之首的“三纲”这一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认为它是中国国民丧失独立人格、自主人格的根源。如陈独秀就深刻指出，由三纲所派生的三项基本道德“曰忠，曰孝，曰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奴隶道德，酿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 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等“种种罪恶”。因此，他们把清除奴隶性、树立新的理想人格、改造“国民性”，作为道德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如何建设新道德的问题上，梁启超认为，建设新道德固然要引进、借鉴西方道德，但同时也应通过清理、改造，吸取中国古代道德遗产中的精华，通过中西融合而立新。他认为，在时代的大潮中，既要摆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又要摆脱“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而所谓新道德的构建，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曰卒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也就是说，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乃至民族精神中有价值的东西“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浚之，厚其本源”。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赞同。

　　尽管如此，发生在近代史上的“道德革命”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如对旧道德的批判，许多人是从自身感受的角度去批判，而对旧道德的深层结构和价值观的多重意蕴缺乏深入的分析。

　　同时，由于巨大动荡以及急剧变革，使得中国社会内部的道德建构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伴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和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生活领域也出现了种种令人不安的情形。

　　时下，在中国这个以重礼仪而闻名世界的伦理之邦，腐败、欺诈、以次充好、见死不救等不道德现象变得似乎普遍，以致有人说“中华民族到了最不道德的时候”。能否这样说，姑且不论。但确实不能不正视，“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温家宝总理指斥食品经营中坑害消费者行为时，曾痛心地指出：当前“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而所谓“道德滑坡”、“道德沦丧”，从根本上而言，其实都是在处于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之时，传统的道德价值失去作用、新的道德规范缺失引起的。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道德现状，道德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的实践理性，作为“全面发展的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基础，道德重建变得异常重要。今天中国的道德建设与一百多年前的“道德革命”一样，将在中国的文化大发展中起到划时代的作用。

　　在当今时代制高点上，人们在进行道德重建之际，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普适性挖掘、对道德发展连续性的关注以及中西伦理道德的相互融合性应该尤为关注。在道德建构时，应当首先对中国基本伦理道德规范作出现代性的阐释。诸如“仁”，作为我国传统道德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人的“爱”以及对人类的爱。古人强调从爱人出发，以达到“人恒爱之”的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和谐关系。这种爱，其实就是“博爱”。在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就是人对自然的爱，对祖国的爱，对同胞的爱，对朋友的爱，对爱人的爱和对家人的爱。试想，如果人们都能有这样一份仁义和爱心，会有小悦悦事件发生吗？会有毒奶粉、彩色馒头事件发生吗？

　　对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伦理道德要素需要继承和创新。“修养”就是一极具民族特色的道德范式。作为修养的目的，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作为修养的方法，是“修己”和“克己”，是“吾日三省吾身”和“知行一致”。传统伦理道德以修养为基点，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平为终极关怀，确实是当今道德重建中应该借鉴的道德成果。试想，人们如果可以令自己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时代静心、安心，能有所放心，会有贪腐以及惶惶不安的末日感和终结感么？

　　要在中西伦理道德思想的碰撞中辨别异同。汲取不同民族文化尤其是西方文明中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元素和现代意识的道德观念，在现代中国公民的意识中确立公正、公平和正义的理念，以法治权威来有效保障道德实施，我国的道德现状也许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变，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觉悟也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慧玲　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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