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46期　独家报道 “走进“大秦岭”大型学术考察活动之一　寻找终南山隐士文化”文章之一

　　终南山隐士归隐的诉求多种多样。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何从学术角度理解他们？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语有云“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又有“天下修道，终南为冠”，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些说法？

　　李浩：“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是对隐逸不同类型的分类和排列，句中崇尚的是“朝隐”，身在朝廷，心在江湖。“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与后一种说法略有差异。后一种说法则仅就“山隐”而言，认为最理想的去处是终南山。这些说法既有矛盾，又不矛盾。说矛盾是在究竟“山隐”还是“朝隐”更优这点上，不同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不一致。说不矛盾是指对于“山隐”而言，终南山与嵩山、王屋山、太行山、衡山、茅山等名山相比，确实有很强的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起隐士，一直与茶、菊、莲、书画等实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传统又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李浩：饮茶、采菊、爱莲、创作书画、修习佛道，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日常生活的内容，也是隐士的主要功课。隐逸既然是对世俗的疏离，所以传统朴质的日常生活成了高雅的标格。但这几个方面也是有差异的。茶是生活日用，所谓开门七件事之一，取其淡而苦的含义。菊与莲在古代虽有药用的功能，但士人采菊则受隐士陶渊明的影响，取其秉异凌霜的特性；莲取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特性。佛道则是精神方面的追求，是精神解脱与升华的途径。几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生活的主要面相，是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不是因一时一事而形成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时下“国学”热相比，终南山隐士诵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您怎么看待这些行为？

　　李浩：宣扬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文化有多种方式，但践履实行是最重要的方式。隐逸可能有很多问题，会招致许多争议，但亲近自然、亲近经典是没错的，不该受到批评。中国社会当下的诸种“疑难杂症”，都与不尊重自然、不尊重传统有关，而自然和经典刚好构成中国文化的两极，这在隐者身上都能很好的体现。所以对这两极的践行，实际上也就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践行，应该受到尊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终南山吸引了很多人慕名前来隐逸，其中还包括很多国外人士前来住山，您认为这种“磁场力”因何而来？

　　李浩：隐逸终南由来很久，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一方面，因终南山的自然地理条件相当好，是距离大都市最近的大山，宜游宜居；另一方面，终南山是大秦岭支脉，是横亘南北的分界，同时也是南北文化的汇集地。终南山同时距离中华文化发祥之地的关中最近，“秦中自古帝王州”。距离帝都近，可进可退，可隐可仕，可游可居，既实用又时尚，所以隐居终南为历代隐者所推重，隐士的数量历代都居诸山的前列。

　　《中国社会科学报》：或居庙堂，或在山野，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您如何看待这种隐逸情怀？

　　李浩：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是传统士人行为的两极，这两极都有其现实合理性，都应该肯定。当然，居庙堂之高有真君子，也有奸邪之徒，甚至国贼民蠹。同样，隐深山之中有真隐士，有苦不堪言者，有以退为进者，有寻求“终南捷径”者，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也许并非沽名钓誉的真正隐逸能成为浮躁的现代社会的清凉散。（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耿显家　杨晓娟）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