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如何进行风险决策一直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未解之谜。行为决策研究者试图通过建构不同模型来描述、解释、预测及指导人们的行为。这些模型可以根据代偿性（compensatory） vs. 非代偿性（non-compensatory）规则分为整合模型（integrative model）和启发式模型（heuristic model）两大类。这里，代偿性规则是指在某一维度上的劣势可被另一维度上的优势所补偿的决策规则；相应地，非代偿性规则是指某一维度上的劣势不能为另一维度上的优势所补偿的决策规则。例如，雌性古比鱼的交配策略属于典型的非代偿性规则：在选择交配对象时，雌性古比鱼将橘黄色外表凌驾于其他所有线索之上。如果一条雄性古比鱼比另一条具有更加鲜艳的橘黄色外表，那么雌性古比鱼就会选择前者作为交配对象，而不会考虑其他线索。

　　经济、管理领域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风险决策均最终可归结为决策者在具有不同结果和概率的选项之间进行抉择的问题（如图）。遵循代偿性规则的整合模型认为，决策者会分别整合或权衡（trade-off）每个选项的不同维度（例如，“结果（x）”维度和“概率（p）”维度），通过相乘和相加过程计算出每个选项的总体期望价值或效用（f（p）g（x）），比较各选项总体期望价值或效用的大小以达成抉择。整合模型最早源于17世纪数学家Blaise Pascal和Pierre de Fermat关于赌博问题的讨论，他们认为一个具有概率（p1,…,pn）和结果（x1,…,xn）的博弈的吸引力由其期望价值（EV=pixi）所决定。随后，研究者证明，决策者并非基于期望价值作出决策，并开始对期望价值理论进行修正。例如，Daniel Bernoulli主张用主观效用代替客观价值，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等人在其预期理论中引入了更为复杂的价值函数（v（x））和概率函数（（p））。然而，此类模型都是在数学期望假设遭遇挑战时对其价值函数或概率函数进行的修正，或者将客观价值转换成主观效用，或者将客观概率转换为主观概率，抑或引进更加复杂的函数，然后通过赋予权重和相加求和的代偿性过程分别对每个选项计算出一个总体期望值或者效用，比较每个选项总体值的大小，选择最大化总体值的选项。

　　遵循非代偿性规则的启发式模型则认为，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无法进行诸如（EV=pixi）之类或者更复杂的计算，退而采纳较直觉、简化的经验法则或启发式以达成抉择。例如，Brandst?覿tter、Gigerenzer和Hertwig提出的占优启发式模型认为，人们在进行风险决策时会经历不同的过程或步骤。首先，人们会比较两个选项的最小结果，如果两者差值大于或等于抱负水平（最大结果的1/10）就终止信息搜索，作出决策——选择最小结果概率较大的选项（步骤1）；否则，还需进一步搜索信息，比较两个选项的最小结果的概率，如果两者差值大于或等于抱负水平（10个百分点）就终止信息搜索，作出决策——选择最小结果概率较小的选项（步骤2）；否则，还需进一步搜索信息，比较两个选项的最大结果以作出决策——选择最大结果概率较大的选项（步骤3）。可见，不同于整合模型，占优启发式模型并未提出异常复杂的价值函数及概率函数，亦不假定决策者会以代偿性规则整合结果函数和概率函数从而计算出一个总体期望价值或效用，而认为决策者会采用非代偿性的启发式策略以达成决策。启发式模型家族包括满意性法则（satisfying）、齐当别（equate-to-differentiate）模型以及近期提出的占优启发式（priority heuristic）等。

　　鉴于传统风险决策研究的行为学方法在技术上的先天局限——仅借助决策结果等外部指标而难以考察决策过程——无法充分而有效地检验两类决策模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纾与笔者采用眼动技术从决策过程视角对两类模型进行了检验。我们认为：（1）如果决策者是基于整合模型所假定的整体期望价值或效用作出决策，那么，当两个选项的总体值相差越大（例如，EV/EU/CPT值相差0%、5%、10%），决策者越易于作出决策，决策过程反应时越快；反之，则越慢。相应地，如果决策者是基于占优启发式模型所假定的不同决策步骤，而非基于选项的总体值以达成抉择，那么决策过程所需经历的决策步骤越多，决策过程反应时越慢；反之，则越快。（2）如果决策者是基于整合模型所假定的，决策者会以代偿性规则分别整合每个选项的结果函数和概率函数，计算各自的总体期望价值或效用，那么决策者应主要在选项内搜索信息，以“基于选项”（option-based）的信息搜索为主（如图）。相应地，如果如启发式模型所假定的，决策者无需整合每个选项的结果函数和概率函数，而是进行特征间的比较，那么决策过程应以“基于特征”（attribute-based）的信息搜索为主。研究结果表明，决策者在自主作出决策时，决策过程反应时并未如整合模型所假定的那样随着选项间整体值差值的变大而变快，且决策过程以基于特征的信息搜索为主，对整合模型提出了质疑。此外，虽然决策过程反应时随着占优启发式模型所假定的决策步骤的增加而变慢，且基于特征的信息搜索多于基于选项的信息搜索，然而，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却表明，决策者并非按照占优启发式模型所假定的具体决策步骤进行决策。这一结果意味着，决策者虽然采用的是非代偿性的启发式策略，然而并非是Brandst?覿tter等人提出的占优启发式。本研究从决策过程视角对传统风险决策整合模型提出了挑战，且质疑了新近研究者提出的占优启发式模型，可为检验及构建新的行为决策模型提供借鉴。

　　（本研究结果与汪祚军、李纾等人于2010年在《心理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相印证，该文从齐当别模型视角对整合模型和占优启发式模型进行了检验，同样证明人们的风险决策过程不符合整合模型和占优启发式模型的预期。本研究部分受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1CB711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1170976）、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KSCX2-EW-J-8）、北京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以及宁波大学预研基金项目(xyy10009)和宁波大学学科项目(szxw1018)资助）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汪祚军　单位：宁波大学心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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