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者来说，无非做两件事：一是传道授业解惑，二是析疑求知致用。前者为教学（当然是广义上的教学），后者为科研，二者相辅相成，其中学术研究是学者安身立命之本。

　　进入近代以来，纯“书斋式”的学问研究一直为社会所诟病，学者们已然打破了长期以来“书斋式”研究的旧框框，更多地介入生活、服务社会，这样就涌现出一批具有深厚学术造诣的学者。可是，受所处环境影响，当前社科界确实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一些学者围绕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研究，项目立了、课题拿了、经费得了，却无暇进入社会基层，最终还是落入“真问题、伪研究、虚结论”的窠臼，归根结底还是去做“书斋式”学问了。

　　我们关注到，自今年8月开始，在中宣部等部门的推动下，新闻界广泛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新闻工作者走进基层，倾听民声，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报道，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号召何尝不是针对社科界的流弊。因此，社科界亦应响应“走转改”的号召，全面反思学术流弊，深入社会肌体追求学理真知。

　　应该讲，社科界当前存在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原因。社会科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大部分学科被取消。正是这段被“截断”的历史，拉大了国内社科研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导致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甚至于当西方学者苦于难以寻找理论问题、将目光转向正在经历历史转型的中国时，我们自己的学者却无法解答自己国家正在经历的现实问题，只能求助西方已有的解释模型和理论范式，出现削足适履、水土不服的尴尬现象。

　　先哲曾言，“尽信书不如无书”，一些学者对于新出现的理论和模式虽然能够掌握得滚瓜烂熟，却对现实问题缺乏基本的体悟，以至于在解决基层问题时显得苍白无力。笔者曾记得，在一场老年学峰会上，一位圈内相当有名的学者提出，应在我国农村引入西方“志工银行”模式，力倡农村老人互助养老。但是当即遭到一位来自基层学者的反对：“请问你去过农村吗？了解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吗？老年人除了务农、喂猪还要带孩子，他们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帮助别人？”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它实际上正是向大家昭示，理论浮于现实究竟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中国大地上不但存在待研究的问题，还存在诸多待提升的“经验”。当一些学者在用已有的条条框框，妄图先入为主地用所谓“代议民主”、“直接民主”还是“协商民主”来审视农村民主选举时，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瓦寨淳朴的村民却告知学者，“在我们的祖先那辈人那里，我们就已经用投豆子方式进行选举表决了”。对于类似在中国大地上生长的“平民智慧”与“底层创举”，学者们显然是缺乏关注的，这样一些行事方式可能不如引入某种理论而“时髦”、不如推介某个学说而引人瞩目。可是，就是在这种“忽视中国基层、贩卖西方理论”的学风中，中国的真实问题在无形中被忽视了，建构当代中国的理论也就无所谈起。

　　“真问题才有真理论”，真的理论也要得到有效传播与转化。可是，在社会呼唤大师、学生呼唤名师的今天，一些掌握前沿知识、术业有成的学者却脱离于教学第一线，人为破坏了师者与学生之间的衔接。在一些大学中，一些成名的学者热衷于拉关系、跑项目、出专著、发论文，却并不担任作为师者最重要的工作——教学。这样一来，学生就无法了解到最新的学术前沿，得不到及时的指导与引领，大量学术资源被部分学者耗费，学术知识不能有效地向社会传播，学术人才无法得到优质的资源给养。还有一些研究者，为了卖弄学问高深，故意将简单的道理弄得晦涩难懂，这样的文章看似高深，实则失去了文章的社会作用，犹如花瓶，只能看不能用。试问，这样脱离了对现实问题关照的“浮萍式研究”有何立足之根和存在的价值？

　　我们看到，在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革中，中国的飞速发展以及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问题田园”与“理论试验田”，如果不能把握这些机会和资源，就不能很好地承担社科学者应有的使命。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理论，却不考虑中国基层实际问题，则永不可谈“自立于世界”。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学界同样应该重视“走转改”，不但要打破“书斋式”学问，还要打破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将社会科学的根基牢牢扎在中国千年沧桑、饱含底蕴的大地之上，通过真问题、真研究，得出反映与解决民众切实需要的真理论。

　　总而言之，学界的“走转改”活动是一次必要的“价值反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样是研究者们追求真知的真谛。学者亦应自觉地从“书斋”走出，将高深的学问从神坛请下，用民众听得懂、能理解、能辩驳的语言和道理来阐述思想，将知识、文化与观念推广到社会，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效应，只有如此，学术之花才能开得更为绚烂夺目。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晓林　姜永熹　单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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