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线开展的“走转改”活动犹如一场新雨，荡涤了“精英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八股文风”。社会公众在为整风后的新闻报道拍手称快之时，也纷纷质疑活动的持续性和覆盖面，担心成为一阵风，刮过之后就算完事，说不定哪日又开展了另一项活动。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走转改”活动引进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公众的质疑。

　　讨论一项活动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很多时候意味着这项活动快接近尾声。如果我们以活动的方式去简单地解读此次“走转改”，那么无疑我们又将陷入“兴亡衰竭律”中。随着领导视角聚焦则兴、领导视角转移则亡，活动也就成为了定期开展的以领导为中心的全民主题狂欢秀。当然，如果将活动转变为制度常规，或许，这样自上而下的活动式整风才会被赋予真正的历史价值。然而，纵观历史上若干次没有结果的活动式整风，带给公众的往往是“后活动时代制度建构综合征”，公众从内心期待被实践证明有意义的活动精神能长久维系下去，以“法律制度”的方式来运行。可是，公众期待由“活动”转变为“制度”进而长久维系的愿望总是落空，久而久之，对“活动”的漠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将新闻界“走转改”引进学术领域，实质是将新闻“走转改”所奉行的“以民为本”的新闻指导思想延伸到学术界，是学术界“心系苍生”传统使命的现代复活。实事求是地讲，30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确实取得了瞩目成就，认真检视其中的学术链条向内部纵深延长的客观事实即可窥视，这绝不能用一句“虚假繁荣”的简单粗暴定性来掩盖事实成就。然而，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确实也存在“虚胖”症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哲学社会科学主体——“学者”来讲，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在发展路径中逐渐演变成为了三种人，一是“书斋学者”，以不沾地气、不惹尘世、做纯粹学术而自名；一种是“官商学者”，以学优则仕、以学谋粮为趣；三是“教书匠”，以得过且过、好好先生自居。其中，“书斋学者”不走入基层是因为“不屑”，“官商学者”不走入基层是因为“不愿”，“教书匠”不走入基层是因为“不能”。由此可见，“走基层”之首则在于“转作风”，因为真正用脚做学问，肯深入基层、怀赤诚之心为民鼓与呼的社会良心式学人，确实太苦、太累、太难，自然也就太少。

　　第二，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科研”来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逐渐演变成了两大进路，一是体制内学术，这批人主要生活在高校与科研院所，因此其主流科研性格大多是以定量化的官方学术考核指标为准，即以主持课题级别、CSSCI、文摘刊载或转载情况单向度量化考核，这无疑将抑制体制内学者的学术批判精神。四处弥漫的科研评价压力使他们单纯成为了迎合评价体系兴趣而不断加工生产的学术工人，而高校和科研院所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学术生产加工厂。总体过分重视文章数量而忽视文章质量的评价体系窒息了学者“十年磨一剑”的精品追求，在职称、待遇等现实利益面前，难以苛责体制内学人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品位与学术追求。二是体制外学术，这批人总体不多，热衷于在开放的网络空间发表论见，然而，这些论见多因学科方法训练不足与学术积淀缺陷而显得粗浅。学术生产链条逐渐被同质化，例如对话、诗歌、散文等多重思想文体都不被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所认同（要知道思想名典《理想国》就是一部对话体著作），可它唯一认同的即是“论文体”，尽管这种“论文体”格式早已异化为一种“生词”、“怪词”、“难以理解的语句”全面内嵌的形式八股文体。

　　由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界以“走转改” 为契机，以“基层”、“作风”、“文风”等为中心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无疑对于治疗哲学社会科学界“虚胖”症状有极佳药效，对于全社会形成“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社会“软规则”、“软文化”环境大有裨益。

　　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界如何将“走转改”坚持下去，避免跟风，意义更大。我们不妨变换一种思路来将活动的“瞬时性”缺陷转变为刚性制度的“历时性”优势，“软规则”与“软文化”二者无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活动”与“制度”的多维思考空间，既非来自于领导意志，亦非来自于刚性规则，而应是一种社会公共生存空间的精神塑造与习惯培养。

　　哲学社会科学界 “走转改”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的学术指导思想，摆正研究立场、切实转变风貌、深刻直面困惑，用良心和勇气涉足文化、社会与知识领域，以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为依托，获取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涛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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