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广东佛山被碾2岁女童终因抢救无效死亡。小女孩的不幸，18名路人的无情，以及最近不绝于耳的“见义不为”，仿佛一枚枚重磅炸弹，狠狠撕裂了国人脆弱的道德神经，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热议。

　　痛惜之余，人们力图寻求造成社会道德底线滑落的原因，探讨拯救国人灵魂、避免类似悲剧再次重演的方法。于是，有人将问题归因于现代性，归罪于商品经济浪潮；有人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国民性，指向深恶痛绝的“看客”心态；有人呼吁开展文化启蒙运动，加强国民道德教育和应急知识培训；有人主张通过立法手段，使见义勇为者免责，使见死不救者受罚，以促使人们“该出手时就出手”。

　　然而，现代性和商品经济并非必然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中国国民性也并不比外国差，这些结论中外不少学者早有论述。至于舆论提出的两种道德危机解决路径，虽各有道理，但是使用立法手段，尤其是通过对“见死不救”者进行惩罚，“逼迫”人们“见义勇为”，这种将法律和道德混淆的做法，无论是在法理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很难有效推行。难道人们的义举竟是出于法律的强迫和对责罚的恐惧这一初衷？此举一旦入法，非但不能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反倒会使人们对此类事件心惊胆战，处处提防，甚至绕道而行，避之犹恐不及，更遑论积极施救了。

　　当然，通过推进文化建设、强化道德教育的途径来挽救危机之中的社会良知，的确是治本之策。然而，倘若我们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或留意各级领导讲话，浏览各类党政文件，恐怕道德与文化二者，提及之处甚多，重视程度尤高，建设力度颇大，可谓用心良苦。可是，为什么就在我们紧抓不懈地教育、从始至终地感化下，社会公德、民众良知却始终无法如我们所愿，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呢？（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笔者就不一一赘述。）我们不得不躬身自省，是不是还没有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还没有获得彻底解决的方法？

　　近日，偶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毅研究员的《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困难、可能与路径选择》一文。他提到，齐如山先生曾在《北平怀旧》一书中，讲述了清末北京信誉最高的金融机构之一“恒和”银号的经营故事——虽关门倒闭了，却没有像当代温商一样选择了跑路，而是四处张贴公告，专门租用铺面，前后耗时20多年，苦苦等待存款人前来兑现。

　　一个生存在国势日下、动乱不堪的清末票号，对社会伦理和商业道德的恪守，竟然到了如此严苛的程度。这对于长期生活在这个“以邻为壑”，甚至有论者所言的“大家互相投毒”的现代社会，时刻浸淫在“黑心棉”、“毒牛奶”、“地沟油”恐惧中的我们来说，恐怕是个天大的奇迹，甚至连做梦也不会相信它是真的。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竟导致如此鲜明的“古今对比”？

　　正如王毅先生所言，“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被瓦解了，社会自生功能被革除了，社会自组织程度骤然下降到一个空前的低点”，可谓一语击中要害。一个社会倘若没有了自生、自新能力，就如同丧失了造血功能、羸弱不堪的病人，难以消解内部的毒素，难以抵御外部的侵袭，更难以自育出优秀的道德文化。

　　再加之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单位”治理模式日益松动，大量“社会自由人”不断产生，社会利益主体和价值体系趋于多元，雪藏的人性阴暗面便不断凸显。在这个外部体制约束和价值感召力量减退，内部自生、自新和自我矫正能力低靡的双重影响下，在一串串社会负面事件的不良刺激下，整个社会就犹如脱缰的野马，越来越滑向道德失落的深渊，甚至形成了日益加重的恶性循环。

　　要从根本上解决道德失范的难题，唯有在进行文化道德建设、完善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在全社会积极提倡公民意识，建设公民社会，发展社会组织，克服对公民社会的认识误区，大力废除限制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藩篱，重新唤醒社会的自育、自律、自生、自新的意识和能力，构建一个不仅在经济、军事、外交等“硬实力”，更在价值、理想、文化等“软实力”上全面崛起的大国！

　　我们在张开双臂，期盼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立兵　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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