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6日，2011年北京论坛在京召开，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的主题，从历史演进、经济增长、艺术传统、城市转型、教育创新等多个角度探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变革与转型的方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赵凤桐，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等出席了开幕式。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为此届论坛带来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书面贺词。

　　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传统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类开始认识到现代化的双重性——在带来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过度滥用、环境生态危机以及道德失范等问题。人类开始反思传统，关注传统的延续性和现实价值。对此，周其凤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过去的一个多世纪，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对现代价值观念的片面追求，传统一度被视为落后的象征与前进的障碍。但是，文明的进化不可能没有积累和继承，文明的发展也永远不可能离开传统。人类社会正是在传统与现代的不断角力中展开继承与变革，在一次又一次的变革和转型中实现进步和发展。

　　对于爆炸式发展的现代化与传统思想间变与不变的关系，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获得者、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罗伯特·贝拉指出，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并没有引起道德的突飞猛进，“我们所能达到的或不能达到的道德标准并不是现代化的产物，道德标准远远领先于现代化，我们现今仍然依靠古人的智慧”，只有了解文明背后的传统才能让我们认识自我，才能让我们明确未来。

　　牛津大学前校长、大英图书馆前主席克林·卢卡斯谈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认为，要达到“文明的和谐”就需要重视全球化带来的变化，需要保存人类创造力的核心——差异，同时要增进各种文化间的了解与沟通。

　　文化影响国家发展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如何？国家发展是否代表着文化的复兴？传统文化能否承载现代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杰·梅尔森、詹姆斯·莫里斯和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围绕“世界格局变化中的国家发展与文化复兴”，展开了此届论坛的专场对话。

　　林毅夫表示，文化的先进、落后在于经济基础的差异。他以马林诺夫斯基的器物、组织、价值文化三因子为分析框架，论证以“仁”为核心伦理价值的中国文化有可能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复兴。他认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有能力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创新，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一成不变地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

　　对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罗杰·梅尔森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民主机制上。他认为，中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导致了政治体制上的不同。对于民主制，罗杰·梅尔森认为，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慷慨无私地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所以只有通过民主制下奖励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机制，才能激励人们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并最终增进国家的福利。

　　詹姆斯·莫里斯提出，文化和政治制度都是一种公共物品，按照经济学的含义，文化即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经济绩效与国家发展。比如，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韩国民众对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而希腊民众则采取上街游行来抵制政府，这背后就有文化差异的影响。如果没有给定一个文化背景，人们的行为将变得难以预测。

　　教育是文明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

　　此届论坛首次与世界银行合作举办“民办教育与公共财政”学术研讨专场。与会专家学者提出，经济全球化时代，教育作为文明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交流融合的主要途径，显得尤为重要。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克里斯多夫·沃尔夫指出，面向未来的教育必须考虑三个关键因素：和平、文化多元性和可持续性，并且应当在教育制度上进行相应改革。

　　匹兹堡大学教授詹姆斯·贾克伯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在决策中有四个关键要素，即战略、文化、科技和结构，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才能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丁钢则从历史维度，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书院传统的再认识，探索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他认为，“五四”前后的书院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令人回味的价值取向，也与重视个性发展、自由研究的教育改革理想相吻合。我们在今日的教育变革中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的创新，从而更好地实现大学的理想。

　　此届论坛共设7个分论坛、1个青年学生论坛、1个专场、1场圆桌会议和2场对话。7个分论坛分别从哲学、环境、国际关系、城市、医学、经济、教育等角度探索建设和谐家园之路。（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霍文琦）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