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35期 特别策划“70亿考问中国人口问题”文章之一

　　自20世纪80年代全面推进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在人口总量控制方面已取得巨大的成功，然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各地呼吁放开计划生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如何看待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问题？本报记者就此对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进行了专访。

　　独生子女家庭可能面临多重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说过，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这个观点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

　　穆光宗：在解读“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这一命题时，我们需要有全生命历程的视野，在母亲过了35岁临界适龄生育年龄、逐渐丧失再生育能力之后，独生子女家庭就变成了一个“高风险家庭”。一旦孩子出事，这个家庭就瞬间转化为“残缺家庭”和“悲苦家庭”。

　　早在20世纪90年代，独生子女生存风险开始陆续爆发。2001年6月，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秀银等率先在计划生育先进地区——山东荣成开展了大龄独生子女夭折的调查。我意识到“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是在2002年，当年我有幸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深入甘肃、宁夏、湖南、四川等省区调研，访谈了几十个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其中有些是农村的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后来出事的“计划生育残缺家庭”。

　　我在四川访问一户23岁独子夭亡的家庭时，母亲对我哭诉：“儿子上山（安葬）时，自己真的不想回来。精神彻底崩溃，本来想自杀……看到别人的孩子，就想起自己的孩子。想儿子，求天不能，求地不得。在农村养儿防老，没儿子，就啥子都没了。没啥子脸见亲戚朋友。只好幻想能抱养一个七八岁的女儿，能同自己合得来。”大龄独生子女的死亡对一个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按这位不幸母亲的说法是，“身不残心已残”。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独生子女伤病残亡的风险以外，独生子女家庭还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穆光宗：前面提到的独生子女伤病残亡的风险可称之为“成人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随之也会给独生子女家庭带来“结构缺损风险”，主要指结构完整的三角形的独生子女家庭可能因为遭遇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而出现结构性的缺损，甚至是结构的瓦解。

　　此外，还有独生子女的“成材风险”和“发展风险”。“成材风险”是指独生子女缺乏一个良好的、可以实施“同伴教育”的成长生态，智力素质与非智力素质发展的不平衡几乎成为共识；一个中心也极易导致父母的溺爱，造成独生子女素质和人格发展的偏差、失衡，特别是个体人格、人际交往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失败。“发展风险”是指这么一种担心，由于一些独生子女缺乏团队精神和吃苦精神，所以未来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影响社会发展的人力供应。

　　独生子女长大成人后还会经历“婚姻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成婚难，因为独生子女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强烈，生活能力不一定高，现实生活中已经有父母亲自为成年独生子女找对象的新闻了；二是婚后冲突可能会比较多；三是婚姻寿命可能比较短。紧随“婚姻风险”之后还有“养老风险”。

　　从国家和政府角度来说，独生子女社会的“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也不能被忽视。前者是指在非和平时期，独生子女群体的战斗力是让人怀疑的。独生子女是家庭和社会神经的敏感点和脆弱点，家庭的牵肠挂肚构成了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政府的小心翼翼。而后者是指一个文明社会的政府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越是大决策，越有大风险。风险决策必须承担起责任风险，规避风险、帮扶弱小、弥补损失、救助病患是文明社会、文明计生的四项基本通则。

　　独生子女的家庭养老能力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给我们具体谈谈独生子女的“养老风险”吗？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个问题是否会变得更严重？

　　穆光宗：独生子女作为唯一的养老责任主体，他们所拥有的养老资源更少，注定了他们的养老责任重大、心理压力巨大，这便是所谓的“养老风险”。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亲属的养老支持几乎是不存在的；二是独生子女群体对不育和独子生育的偏好可能更强。

　　目前俗称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是脆弱的家庭结构，放长时段看，几乎所有典型的独生子女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养老风险”。从全生命周期来看，独生子女是负担最重的一代人。独生子女家庭到了生命周期的晚期迎来的是“独子老龄化”甚至是“无后老龄化”的挑战。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特征是“独子老龄化”，而且大面积出现，人口统计发现，目前我国独生子女家庭估计达到1.5亿。由这么多“风险细胞”构成的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可以说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进入了人口学意义上的风险社会，而且社会发展失衡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进在放大。这一特征和趋势可能进一步演变为“空巢老龄化”和“无后老龄化”，多重挑战将接踵而至，其内核是“孤独终老”。但我们很难找到对策，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很多空巢老人将不得不面临“痛苦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能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问题？

　　穆光宗：人口老龄化并非不可逆转，对一个近似封闭的人口来说，关键在老年人口死亡率和新生人口出生率的高低。适当提高人口出生率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一个开放人口来说，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也会改变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

　　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能够缓解但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少子化和老龄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理论上，适度生育有助于实现适度老龄化。重要的是改变子代的数量，但对大量独生子女家庭来说，这已经是幻想。对“四二一”或者“四二二”结构的家庭来说，能在理论上改变的是孩子（第三代）对自己的养老能力，而不是自己对父母的养老能力。

　　我们应该看到，即便普遍放开二胎生育，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改变大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能力不足的事实。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国家需要努力建设老年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以及老年社会关怀和服务体系，实现边富边老、共建共享、和谐发展的目标。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王安丽）本期特别策划小组成员：范勇鹏　王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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