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与调研对象零距离接触。”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班班多杰在带领“青海多民族文化和睦相处经验考察”课题组出发前，对课题组成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2006年，班班多杰及其课题组深入青海海东地区、黄南藏族自治州、西宁市等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对青海多民族文化和谐共处的经验案例调查，理论联系实际，指出“和而不同”青海经验的意义。2007年，班班多杰据此撰写的论文《和而不同：青海多民族文化和睦相处经验考察》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也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决策参考。

　　六种涵化模式令人耳目一新

　　在“青海多民族文化和睦相处经验考察”的课题研究中，班班多杰完整地将青海省多民族文化涵化的历史脉络与现实状况总结为六个典型个案，包括：宁巴模式，即汉族向藏文化的涵化个案；卓仓模式与家西番模式，即藏族向汉文化涵化的两个典型个案；卡力岗模式，即藏族向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涵化个案；河南蒙旗模式与五屯模式，即蒙古族、土族向藏文化的涵化个案。这在学术界尚属首次。

　　所谓“涵化”，班班多杰认为是指某一民族接取另一民族文化的诸多因素，但并未融入该民族且保有本民族重要特点的现象。他总结的六种涵化模式令学界耳目一新。班班多杰告诉记者，这主要得益于两点：其一，自己是出生于青海的学者，对当地的文化现象有长期的实地观察和亲身经验，可以说自己就是“青海经验”的受益者；其二，自己有长期的理论积累，经过专业的哲学思辨训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促成了这一研究成果。

　　对“和而不同”进行理论提升

　　在展开这一研究之前，班班多杰注意到，此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对“和而不同”的理论内涵进行过阐发，但少有对民族文化相处实践考察基础上的讨论。

　　班班多杰将人类学、哲学的文化透镜投射到青海，对青海形成多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条件和“青海经验”的意义进行分析。研究采用文献法和个案法相结合，在出发前，班班多杰确定了考察的五个维度，即语言、宗教、婚姻、生活样式、族籍认同。

　　青海位于中原、西藏、西域、北方草原民族四大文化圈的交融地带，民族文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多彩形态。以河南蒙旗模式为例。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南部，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班班多杰深入到四个乡实地调研。当地蒙古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89.55%，在藏族文化包围圈中，经过长期与藏族的交流、融合，已经向藏文化深度涵化，不但信仰藏传佛教，而且使用藏语，风俗习惯都与藏族相似。那达慕大会是当地蒙古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参与者都穿着蒙古族服装，但是场地大喇叭全部使用藏语播放解说词。

　　不过，班班多杰注意到，在一些细微之处，当地人又表现出蒙古族原生性和根基性的情感。在柯生乡、赛龙乡，有的老人使用的藏语里还夹杂着蒙古语词汇。

　　正是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班班多杰对于“和而不同”的内涵进行了理论提升，因而也更有说服力。学术界认为，班班多杰的这一研究对于维护甘、青藏区乃至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哲学思辨到藏族文化思考

　　班班多杰是一位藏传佛教思想史研究者，那么他是如何从哲学思辨转向当前这一课题的呢？针对这一问题，班班多杰回顾了自己研究的逻辑发展过程。

　　“我就是青海多元文化的受益者。”班班多杰说，“在多年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实地考察和理论总结与提升，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班班多杰认为自己的研究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发展：从哲学到藏传佛教哲学，再到对藏族文化的思考，尤其是现代性转换的问题。

　　班班多杰说，“我出生在青海省湟中县，我的家族属于藏传佛教大寺塔尔寺传统的六部落之一”。那里是藏汉杂居的地区，对于青海多民族文化现象，班班多杰从小耳濡目染。受益于党的民族政策，加上刻苦努力，1971年，班班多杰被选拔保送到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主要学习哲学理论，1974年毕业后留校在哲学教研室任教。

　　“文革”结束后，因为有哲学功底且通晓藏汉语言，在老师的点拨下，班班多杰将研究方向确定为藏传佛教哲学，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对于觉囊派、宗喀巴、根敦群培等都有独到精深的研究。在坚实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研究学养之上，班班多杰开始进一步思考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的关系问题。

　　在展开该课题之前，作为青海出来的学者，班班多杰已经走遍了青海的山山水水，对于青海多元文化的现状有非常切身的观察和感受。“对于这一现象，也已经思考多年。”班班多杰说。在切身感受和理论学养的基础之上，班班多杰和他的研究团队所需要的是，展开更为科学、严谨的田野调查，从而将研究推向深入。

　　学术研究须脚踏实地

　　谈起自己从求学、治学再到教学的过程，班班多杰感慨万千：“我认为，学术研究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必须要脚踏实地，全力以赴，才有可能取得一点成就。”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班班多杰转向藏传佛教思想史研究，师从东噶·洛桑赤列活佛、法尊法师等佛学前辈。在佛学原典研读中有什么疑惑，他都一一记下来，到藏区各大寺庙，抓住机会向僧侣求教。有一次班班多杰到西宁出差，专程到化隆县拜访一位活佛，到了县城才听说，活佛在山上的本寺里。于是他又搭拖拉机去寺里，当面请教问题。

　　求学阶段如此，治学阶段如此，现在，班班多杰指导自己的学生做学问也是如此。对于学生，班班多杰要求必须脚踏实地。关于藏区关公—格萨尔信仰现象的问题，以前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把关公当做格萨尔的“误解”。班班多杰指导博士生加央平措，以藏汉文献资料和田野调研资料为依据，深入到拉萨、甘南、黄南、玉树等藏区各地进行调查，尤其是仔细分析了与关公相关的藏文签谱，深入考察研究了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指出这既非误读，也非混淆，而是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与僧俗百姓以本民族文化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认知之思，对外来文化内在性交融的典型个例。

　　由于加央平措的论文与前人不同，具有丰富的实地考察经验，使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很有说服力和学术参考价值，论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还被评为2011年度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谈到这里，班班多杰感到非常欣慰。亦惟有如此，学风才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曾江）

　　走基层感言〉〉

　　今后，我的研究将集中在两大领域：一个是藏传佛教思想史的专题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综合研究；另一个是“藏族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为此，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和思考，还要深入学习和掌握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理论。（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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