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海外利益获得蓬勃发展，尤其在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合作中取得了非凡成就。但也正是在这些地方特别是在非洲的成就，深深刺痛了若干老牌国家，被认为动了它们的“奶酪”，于是各类批评乃至谩骂汹涌而至。面对这些罔顾事实有失偏颇的批评，我们作出了大量有力反驳，澄清了一些事实，也正视了一些问题。

　　但总体看来，我们尚未最终扭转舆论上的被动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这类批评首先占据伦理制高点，迫使中国遭遇“伦理绑架”的危险，比如批评中国开发资源破坏了当地环境，或者强势企业造成当地破产与失业，对此我们无法断然否定说中国没有资源需求，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或者否定说中国企业没有给当地带来任何竞争压力，相反，我们只能小心修正这样的批评，缩减夸张的部分，补缀蓄意忽略的部分；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缺少主动出击，遭遇批评才予以反驳，消极地逢招拆招，在舆论上的声音总不是那么响亮。笔者认为，应当确立中国的伦理制高点，主动倡导公共伦理行动，为海外利益发展营造更健康的舆论环境。在此提出两项建议。

　　发布《合作、援助与当地发展进程》年度报告

　　发展伦理是中国最有力的道义武器，生命权是所有人权当中的第一权利，摆脱贫困获得基本温饱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行动中，最早提前实现“2015年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是中国，年度报告统计的10个地区中，率先实现目标的是东亚与东南亚，成绩佼佼者所依赖的正是卓越的发展成就。时至今日，贫困人口的重灾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为解决该地区贫困问题，发达国家一直实施官方发展援助（ODA），据统计，50年来（1960—2009）援助额高达3747亿美元，但至今该地区尚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处于日均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究其原因，发达国家对非援助一直强调良治、透明度、结构调整、自由人权价值等，但就是不强调经济发展，不保护经济发展，甚至在破坏发展！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最终症结。

　　对此，中国予以彻底改变，中国走向海外固然为了自身发展，但同时强调对象国与地区的发展，比如大力投入当地基础建设，如铁路、公路、水利、电力、通信等，设立专项基金推动中国中小企业走向亚非拉地区，从建筑、电子、服装到零售等各个行业，通过刺激与示范效应，带动当地发展。

　　强调发展将是中国的伦理制高点，发展对于亚非拉地区的首要意义不容否认。对比历史，对比若干发达国家，我们可以清晰呈现中国对外援助与合作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如果循此思路，凝聚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学科力量，拟定若干指标，对照测量援助合作与当地发展的相互关联，创始并发布《合作、援助与当地发展进程》年度报告，则能以明确数据有力论证中国走向海外的正面意义；如果进一步扩大，综合测量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在对亚非拉地区的合作援助中的贡献，并与发达国家的做法进行对比，则将使这一报告更加公开、全面，且更具公信力。

　　组建“走出去”海外协会

　　当前中国企业与公民广泛走向海外，但缺乏统一协调与管理，甚至在某国的中国公民具体人数都不能掌握，这非常不利于海外公民保护，也不利于以伦理与法律为考量，指导并约束企业与公民在海外的经营与行为，减少失范行为以避免国际舆论攻击。因此，我们倡议组建“走出去”海外协会或者类似非政府机构，以伦理为基本考量，统一若干行动。现阶段，我国驻外使领馆承担了部分此类功能，但由企业与个人组建的海外协会将以公共的身份出现，官方色彩更少，在伦理行动方面更有说服力，也更有公信力。对外它将代表所在地的所有中国公民与企业，一方面加强对公民与企业的统计工作，及时反馈各类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协调，指导与当地交往的注意事项，约束各类不当行为；此外，还可以通过统一的名义，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包括教育、卫生、人道主义援助等。这样统一行动的好处在于，所有在伦理考量上得分的行动将归之于全体中国企业与公民，若干遭遇批评的失范行为将由此公共组织出面追究至个人，为事发后的危机管理提供更灵活空间。

　　简而言之，为营造更有利的海外利益发展环境，我们需要充分占据发展伦理这一道义制高点，公开倡议伦理行动，开拓更大的舆论空间。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熊文驰　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伦理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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