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礼”是古代婚姻成立所必须经过的六道繁琐程序，其萌发于原始社会末期，经过夏商时期发展，至西周臻于完备。《通典·礼典十八》载：“遂皇始有夫妇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五帝驭时，娶妻必告父母，夏亲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岁，定婚姻之时，亲迎于户，六礼之仪始备。”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虽名目和内容有所改动，但基本上没有脱离六礼的范围。

　　六礼程序，在笔者所接触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多个版本的教材中，均认为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将“纳采”作为第一道程序，笔者则不赞同，并认为第一礼应是“问名”。

　　关于“纳采”，《仪礼·士昏礼》载：“昏礼，下达纳采，用雁。”郑玄注：“达，通也。将欲与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许之，乃后使人纳其采择之礼，用雁为挚者，取其顺阴阳往来。”其意为，男家请媒人到女家提亲，获准后备彩礼前去求婚。关于“问名”，《仪礼·士昏礼》载：“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如初礼。”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其意为，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生辰，卜于宗庙，请示吉凶。问名的目的有二：一是基于“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考虑，防止同姓近亲结婚；二是利用问名得来的生辰年月日等信息，占卜当事人的婚姻是否适宜。

　　按照教材的逻辑，男方首先请媒人提亲，备大雁等采择之礼，请求女方允婚，然后仍以大雁为礼物，询问女方名字，以便去宗庙占卜吉凶。在不知道女方姓名、生辰八字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男方即备礼请媒人前去提亲、求婚，这既不经济，又过于唐突，是不符合古人婚俗习惯的。如果经过“问名”，已卜得吉兆，婚姻之事可定，这两礼顺序的颠倒也不会带来什么麻烦，关键是经过了“纳采”环节，在女方已接受男方提亲的情况下，如果经过宗庙占卜，发现双方“八字不合”致不能“合二姓之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恐怕只能是“悔婚”。男方彩礼的损失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女方名誉会因此受损。

　　这种做法实在是过于冒失、冒险。而如果把“问名”作为第一道程序，则更为合理，亦不会出现出尔反尔的情况。男方或其父母有了心仪的女子，便请媒人前去询问对方的姓名等信息，以做占卜之用，这是很有必要的一个筛选程序：如果卜得凶兆，则所有程序就此打住，以免违了“天意”；如果是吉兆，则接下来的五道程序自然会依次顺利进行。这显然更符合古代生活逻辑。

　　“六礼”的婚姻程序发展到今天，在一些农村地区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依笔者所见，有些男方家长在请媒人提亲之前都会打听女方的生辰八字等信息，以便去“算命”，看双方是否“命相相合”。这大致相当于古人“六礼”中的“问名”。这亦说明，“问名”应是婚礼首要程序。

　　笔者查阅《礼记》、《左传》、《论语》等史料，均未发现将“纳采”作为婚姻第一道程序的记载，那么教材的依据是什么？笔者推测，其依据可能是《礼记》中的有关记载。《礼记·昏义》：“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婚礼也。”其中依次出现的五道程序中，“纳采”排在第一位，这可能正是各教材认为“纳采”是“六礼”中的第一礼的原因。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是对史料的机械运用和理解。《礼记·昏义》提及纳采等五道程序，是为了说明它们所具有的严肃、隆重等共性特点，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程序排名。如清末文化怪杰辜鸿铭在其《中国妇女》中就认为：“在中国，合法的婚姻必行‘六礼’，首先，是‘问名’。”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艳风　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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