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生态翻译学研究者以执著而又扎实的努力，使生态翻译学在理论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开发、队伍整合、国际交流、基地建设等各方面，都有可喜的进展。文献与事实表明，现有百余篇专题文章于海内外发表，数十所高校研究生运用生态翻译学完成的学位获得通过，海峡“两岸四地”连续研讨相关议题，国家级研究课题获得立项，外语翻译期刊专栏专题刊登论文，高层次论坛特邀主旨报告，海内外书评连年传播，国际协会迅疾产生，专题国际研讨会续列举办，《生态翻译学学刊》创刊发行等等。

　　尽管生态翻译学肇始于中国，但已开始受到国际翻译界人士的关注。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国际翻译家联盟主席玛丽恩·鲍尔士（Marion Boers）对生态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在学术上给予了充分肯定。她在2010年末的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中发言指出，“生态翻译学这门新兴的翻译研究范式正在蓬勃发展，发扬光大，引起了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兴趣”，并确信生态翻译学“这株嫩芽必将长成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

　　国际译联副主席黄友义肯定了生态翻译学在理论上的创新意义，并认为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成立和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召开就是对中国学者多年来理论研究的最好回报。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杂志原主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凯伊·道勒拉普（Cay Dollerup）指出，生态翻译学这一基于中国“天人合一”和谐思想的翻译理论是一种思维创新，是中国学者在国际翻译理论界发出的最强音。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许钧教授也认为，生态翻译学研究应运而生、方兴未艾，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翻译研究途径已经形成，并在逐渐走向理性与成熟。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骆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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