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学刊》2009年第4期刊登了《学术创新：压垮学者和学术的第三座大山》一文，该文的主要观点是：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过度提倡学术创新就等于提倡了学术研究的混沌、无序与死亡”，“是违反学术发展自然规律的”，“学术创新机制”已经成为压在广大学术工作者头上的第三座大山。

　　笔者不同意该文的观点。笔者认为，恰恰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必须特别强调学术创新。从大背景来看，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中国社会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国人对“创新”的期盼急剧飙升，但这一欲望远未满足。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渴望、对“钱学森之问”的热议，以至最近对苹果集团创始人乔布斯的盛大悼念，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我们处于一个极端需要创新而又极端缺乏创新的时代。

　　这一背景折射到学术界，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文章担忧，如果“每一个学者都在尝试创新，每一篇论文都能写出新意”，学术格局将变成一幅“群魔乱舞图”。至今为止，这一状况没有发生，相反，学术界面临着严重的创新不足问题，学术研究仍然在一个令人压抑的窠臼之中绕来绕去，真正能够振奋学术界的创新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文章还担忧“每篇论文都在生产新知识、新观点”的“后果”将是，“知识没有意义了，观点没有意义了，一切都将成为虚幻的语言游戏”。这样的老调重弹实在没有说服力。庄子的《齐物论》曾对当时的诸子百家进行过气势雄浑的批判，然而几千年后，学者们仍然在向往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个时代“新知识、新观点”蜂拥而起的“后果”，就是为世界文明留下了无比丰富的精神遗产。

　　况且，创新必然要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能看得更远，哪一个天才曾经抛弃了一切文明基础而另起炉灶呢？“要创新就必须熟悉全部旧的东西，不熟悉的话创新就无从谈起。”设想，如果柯文没有对费正清、列文森学说的精深了解，怎么可能提出“中国中心观”的新范式？而且费正清、列文森的学术成就并没有因为柯文的创新而失去意义，仍然值得后学们去研讨，并从中获取新的价值。鼓励学术创新，怎么会出现 “知识没有意义了”的后果呢？

　　文章还批评了部分学者“为了创新而创新”的现象。毫无疑问，这种问题是存在的，也是有害的。但这种问题的存在并不是创新本身的过错。那些为创新而创新、胡乱创新者的成果，难道可以轻易地欺骗整个学术界吗？此类作品得不到充分认可，自然会被淘汰，这种行为也就不会持续猖獗了。

　　文章还提出“天才学者”和“普通学者”的划分，作者以普通学者代理人的姿态断言：“我们百分之九十的学者都不是天才”，“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天才思想展开一些对话，验证或者补充、修正他们的思想。”

　　问题的关键是，何为学术创新？文章认为“学术创新是常规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产生的要求，是常规科学遭遇了范式危机时必然触发的学术程序，而不是学术强人的霸王硬上弓”。这就好比说，学会游泳之前请不要下水，洪水来临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掉进水里——难道学术不遭遇范式危机，就不能尝试学术创新吗？如果学术不能创新，学术又怎么可能遭遇范式危机呢？再者，只有范式革命才算是学术创新吗？“与天才思想展开一些对话，验证或者补充、修正他们的思想”，同样可以创新，中国历代儒士都在“验证或者补充、修正”孔孟的思想，他们的工作也充满了创新。

　　所以，学术创新不只是天才学者的工作，普通学者的细微创新，对学术的进步有着基础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没有普通学者日积月累的创新研究，就没有天才学者革命式的天才思想。况且，学者的能力虽然确有差距，但普通学者和天才学者真的可以截然分开吗？天才学者在功成名就之前不也要坐着冰冷的板凳默默苦读吗？而普通学者在十年寒窗之后，就一定无法收获天才一样的成果吗？

　　最后，文章苦口婆心地呼吁“把三座大山挪开，给我们这些普通学术工作者一条生路，也是给学术一条生路”。作者为广大学者设身处地地着想，用心之良苦令人敬佩，但笔者认为该文的批判锋芒指错了方向：学术创新没有错，强调学术创新也无可厚非，也没有学者会真正地反对学术创新，只是在前两座大山造成的强大压力之下，在学术圈已形成的不良环境之中，学术创新才“淮北为枳”，成为第三座大山。

　　因此，学者们与其争论要不要强调学术创新，不如讨论如何更好的学术创新。如果能够打破学术创新的障碍，还学术以自由和规范，为更好的学术创新铺平道路，那么，学术创新不仅不是一座大山，而且将成为解放学者和学术的一条康庄大道。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渠爽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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