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面临诸多压力。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改善民生、消除贫困。资源的约束、环境的压力不允许走发达国家过去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道路。新形势下，如何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节能政策多措并举

　　11月9日，《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1—2012）》在京发布。报告由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完成。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国际气候政策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教授Thomas C. Heller等出席发布会并致辞。

　　报告回顾“十一五”的低碳发展成就，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扭转了“十五”时期能源强度快速上升的趋势，并实现19.1%的下降，节能6.3亿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20.8%，减碳15.5亿吨，但排放总量增长了33.6%。强度下降与总量上升形成的交叉型、剪刀状格局构成了我国现阶段低碳发展的基本特征。

　　报告分析认为，中国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推动低碳发展的政策，初步建立了以“目标责任制”为代表的节能管理制度，并鼓励大量资金投入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领域。政策手段多样化与大规模政府投入是中国低碳发展政策的基本特征。

　　“十二五”低碳任务艰巨

　　对于地方政府、企业响应和公众消费行为等利益相关者的低碳实践，报告认为，地方政府在扩张性发展和低碳发展拉锯中艰难摸索，低碳发展基础仍脆弱。大型企业进行了大量节能技术改造，节能减碳取得重大进步，但中小企业由于获得的扶持较少，节能减碳能力依然薄弱。

　　展望“十二五”，报告认为“十二五”节能降碳指标比“十一五”更具导向性，指标“更绿”，目标分解更合理。报告同时指出，“十一五”期间主要耗能产品能耗下降明显，单位工业产品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缩小，未来进一步降低能耗涉及成本相对较高、推广比例较低的技术，意味着实现低碳目标、完成“十二五”目标付出的成本会更高、任务更艰巨。

　　建立长期市场 降低碳交易成本

　　环境容量资源约束趋紧，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认为，高速经济增长带来要素供给紧张，致使其价格上涨，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与长期战略性压力，还带来资源能源供给安全问题。

　　邹骥提出了发展低碳的政策框架，内容包括：以碳核算和政府监管能力、社会低碳意识为核心，建立控排目标责任体系；建立长期碳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容量，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王春燕）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