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界长久以来将宗教置于国际关系的边缘位置。自冷战结束以来，情况迅速发生改变。20世纪90年代，部分学者敏锐意识到宗教在新时期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塞缪尔·亨廷顿于1991年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论，首先在世界范围内激起强烈反响。此后，学界就宗教在美国政策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思考，“9·11”事件的发生极大地推动了学界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9·11”十年后的今天，诸多研究直接针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而一定数量的研究开始突破对宗教在世界事务中重要性的强调，进入理论的创新和将宗教引入外交的实际规范的探索，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和组织双重层面）与公共外交（广义的公共外交含义）、宗教自由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两大版块。

　　宗教是多轨外交的一种方式

　　曾担任国防部办公室政策计划和管理主任及海军助理部长帮办的道格拉斯·约翰斯顿（Douglas Johnston）是宗教与公共外交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早在1995年即开始大力提倡恢复和发展宗教在国际外交事务中的作用。他于2003年提出“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概念，认为对信仰的重视是现实政治的扩展，应该利用各类宗教资源来填平宗教之间的鸿沟、解决宗教冲突，或进行预防性介入。他把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视作二轨外交的一种方式，提出了这一新外交的目的、外交家应具水平、缔造和平方式及如何预防性介入。他还提到外交使团中的宗教随员和随军牧师在此类外交中的作用。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涂怡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查看更多内容请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