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为了评估人的认识能力，划定理性的合适界限，那么，福柯从事政治理性批判则是为了考察治理者的自理能力，剖析治理的合理化问题，限定治理的适度范围。福柯不仅阐发了一种政治哲学，而且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宏观政治哲学，也有别于20世纪其他政治哲学的“生命政治”。

　　福柯发现，从18世纪起，构成人类基本生物特征的生物—权力这一极其重要的机制，进入政治、政治策略和一般权力策略内部，从而形成了西方独特的生命政治领域。生命政治就是要分析处于特定时空中的多重权力机制对这个领域进行布局、调控和治理所具有的政治合理性问题。福柯生命政治的根本点，就是要探讨人类自然性如何突然出现在一个权力关系的政治环境内部。由个体、人口和团体产生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事件以及围绕它们而产生的准自然类型的事件得以展开的空间，就是福柯所说的“环境”，即生命政治领域。于是，生命政治也就是以安全社会的名义，致力于布置、调控和干预环境问题以实现合理治理的政治技术和设想。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莫伟民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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