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思想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形而上学”的“暴力”化倾向。必须承认在人类的“智思史”上，“形而上学”的确和“暴力”时常结合在一起。要使“文”、“化”具有形而上学的支撑，就必须保证支撑文化的“形而上学”的非暴力性。这就必须保证形而上学不仅可以是“一”，也可以是“多”，惟其如此，非暴力的“形而上学”才是可能的。

　　在比较哲学的语义脉络中，“形而上学”乃是在类比的意义上使用，是对事实性知识的超越性奠基与价值阻断。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才成为“智慧”之“学”。作为智慧之学，又和个体情怀直接相关，是基于价值情怀而针对人的存在偶有性的价值阻断，即“转识成智”。“形上学”是对“形下学”的翻转与超越。“形下学”即一切现实的知识，是由所谓的“遍及所执”而成就的。而“形上学”则是“圆成实性”的显发。在此意义上，“形上学”就不是“学”而是“智慧”，是对一切所谓对象化学问的“智慧性”转化。这种“智”，并不是单纯的玄思，而是实践性的智慧。其智慧性表现为对一切“识”的偏执性的化解，即“以智化识”。“智”与“识”就既有差异性，又有统一性，其差异性为精神的层级性，其统一性则为实践中的统一，也即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间的不二性。

　　文化为人的生存提供了相对固定的可能空间。这种固定源于两个方面：一则是文化系统价值指向上的相对固定，这是由文化系统内的宗教、道德、礼俗所提供的；一则是人的物质生产方式在特定时期的相对稳定性。人的价值系统的指向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是说不同文化系统的意义指向一般来说是相对固定的，但其所承载的具体内容则会随着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在一个文化系统中，人的生存空间的大小是由两个逻格斯——精神的逻格斯与实践的逻格斯——之间的张力所决定的。这两个逻格斯之间不是规约的关系，而是处于一种张力之中。实践的逻格斯提供人的肉身存在空间，而精神的逻格斯提供人的精神存在空间。两个逻格斯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是生命的悲剧性之所在。这两种逻格斯相互渗透，一方面，精神的意义系统牵引着实践的逻格斯的价值走向；另一方面，实践的逻格斯又为精神的逻格斯提供表达的空间。就文化旨在安排人的存在这一点而言，文化在形态上大致包括安顿精神的宗教、伦理、道德、艺术、哲学；安顿肉身的与劳动、生产相关联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活动；以及规范这两种安顿形式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如礼俗、政治、法律等。文化作为实践，乃是对人的教化。其在表达形式上是道德、宗教的，在实质上则是政治的。其目的就在于将人纳入到一套意义系统和现实秩序中去。由于意义系统与现实秩序关系的差异，教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差异性，进而教化的方式也表现出差异性。（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黑龙江大学哲学院　樊志辉）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