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西北走廊，深入中国腹地，壮美河山、民族风情，收获良多，万言难尽。作为理论学术报纸的记者，让我们尤为珍视的是，与走廊上的学者们建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没有他们的学术协助，我们无法完成这次对西北民族走廊的考察报道。

　　走廊上学术群体的变化是一个值得分析的课题。游学走廊，读书观人。在这条走廊上，各族学者一起研究各种文化现象，而记者来到这里，学术活动的客体（文化现象）和主体（学者）一起成为我们的观察对象。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各少数民族普遍缺乏本民族学者，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培养起一批本民族学者，他们的加入，加强和拓展了对该民族文化的研究。

　　保安族学者。临夏州政协副主席马世仁搜集的保安族相关文物、档案文书，让记者大饱眼福。作为半路闯入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学者，他很好地运用了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治学方法，而他的家学渊源和民族情感在研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州秘书马沛霆是保安族第一个硕士，但他并不以此为荣，“保安族到现在连一个博士都没有，这是耻辱，而非荣耀”，这表现出保安族学者的自尊和雄心。

　　东乡族学者。此行遇到的陈元龙、马自祥、马志勇、马成良、汪作平等东乡族学者都学有专精，让记者受益匪浅。陈元龙的思考建立在他长期的语言学研究基础之上，他以自己当年的困惑为例，介绍东乡族儿童因语言思维问题导致的学习困难，让人感动。

　　裕固族学者。与阿尔斯兰兄一起走过绰尔塔拉草原，他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仿佛祁连山的苍鹰。不久后在北京再度相聚，他显得没那么自由自在。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大都市的格子间和草原上的田野，是多么不同的学术空间。

　　撒拉族学者。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马成俊既研究本民族撒拉族，也深入同仁县研究藏族热贡艺术。马光辉年近六旬，长髯飘飘，作为记者的忘年之交，难忘相携在古清真寺内仔细欣赏木雕，一起为古代匠人的精湛手艺赞叹不已。

　　土族学者。自古土族学者辈出，近代以来三川地区土族的文化传统显得较为突出，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陕西师范大学吕建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秦永章等都是从三川走出来的土族学者。

　　总体而言，这些学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重视田野。相对而言，这些学者在走入本民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方面有一定先天优势，对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充满民族情感和学术责任。

　　西北民族走廊并非只有五个较小民族，记者此行也结识了汉、藏、蒙、回等各族学者。他们都给本报记者以很中肯的学术意见。

　　西北走廊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学术研究空间。在这里，记者也遇到了不少海内外的学者。更重要的，走廊本来就是一个文化通道，并与其他走廊交汇：西北走廊的西端遥指亚欧腹地，而它的东端与藏彝走廊连接。作为出生在藏彝走廊的彝族诗人、学者，吉狄马加到过许多川滇彝族地区考察，关于藏彝走廊更是给记者很多具体建议，作为青海官员，他指出青海多民族文化和睦相处状况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总结。告别马加一周以后，记者站在甘肃省郎木镇山上。这里是川甘青三省交会之处，山峦叠嶂，云雾弥漫，万山之中，看似无路可走，实则四通八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郎木镇也许可以说是西北民族走廊的终点、藏彝走廊的起点。本文也是西北民族走廊系列独家报道的终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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