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势必要求作为“软实力”的文化能与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基础相匹配。在文化领域要取得同样的大国身份，而不能是经济上的巨人，文化上的矮人。中国文化复兴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经济崛起后，如何以自身文化与自由主义文化和复古主义文化相博弈的问题。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道路上，兴起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化复兴的光辉典范。但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是其他民族的历史实践活动与中国的现实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并不是中国自身历史实践活动的真实写照。但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文化复兴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现在的文化复兴是中国现在的历史实践活动的内在要求与现实反映，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现在的文化复兴，决不能对自由主义文化照搬照套，而应该是从中国现在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中生长出来的一种“新文化”。换句话说，中国现在要建设的新文化，既不是建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上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不是生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中的自由主义文化。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当前的文化复兴道路中，自由主义与复古主义的道路还占据着一定的市场，有时还表现得非常活跃。

　　中国当代文化复兴的现实意义在于，如何在世界文化交往中争取相应的话语权，而这个世界文化话语权主要是与自由主义文化相争夺。如果中国的文化复兴走自由主义文化道路，那争取世界文化话语权只不过是在自由主义的范围内相争而已。既然都是自由主义文化，那在世界文化话语权中，中国与西方就没有什么可争的，因为在世界文化话语权中，自由主义文化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化复兴道路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决不能走自由主义道路。

　　为此，必须警惕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思潮，警惕一些人打着文化复兴的旗号，大张旗鼓地宣传与发展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从历史的角度讲，如果自由主义文化能够在中国走得通的话，新文化运动时期，历史就已经选择了自由主义文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历史的选择与历史发展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在中国走自由主义的文化路线是行不通的，是已经被历史否定的东西，也是没有历史前景的。因此，任何幻想自由主义文化能够拯救中国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自己的思想王国里设想着中国的未来。从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来看，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上的自由主义文化，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演变而走向自身历史的终点。资本主义文化正在衰退的事实已经凸显，我们不能把一种看似强大但实质上正在走向末途的文化当做中国文化复兴的目标而膜拜。

　　同样，在时下中国，文化复兴的道路也决不是一条文化复古的道路。任何形式的文化复古行为，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讲，都是反动的行为，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种文化复兴道路的真实写照就是：“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现在的国内，似乎吹起了一股文化复古主义之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日益得到人们的追捧。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代表传统文化，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虽然存在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情况，但三教并立的背后却是儒家思想的一支独大。儒家文化往往以传统文化而自居，传统文化也必然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在很多人的思想中，复兴儒家文化就是在复兴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就是要复兴儒家文化。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无论儒家文化也罢，还是道教文化也罢，抑或佛教文化，其本质上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不同文化表现形式而已，归根结底，都是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上生长出来的文化。与建立在工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上的资本主义文化相比，儒家文化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是一种落后的文化形式。如果中国的文化复兴走的是复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道路，那我们如何用落后的农业文化去对抗资本主义相对先进的工业文化？如何在世界文化话语权中争得一席之地？这种对抗的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复兴儒家文化，走的就不是一条增强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道路，而是一条削弱文化软实力的道路。在当前，任何形式的文化复古主义道路都是行不通的，也是毫无历史前途的。

　　总之，在当前中国的文化复兴道路选择上，我们既要反对自由主义的道路，也要反对复古主义的道路，必须选择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戴圣鹏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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