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家不仅认为文字的魅力可以大到“一言兴邦”的程度，更对文本的依赖到了欲罢不能的境地。更有甚者，汉学家们用一种并不理性的情绪对待理学，“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昌，经术之士，汨于利而行不笃”。在江藩笔下，这种抵触似乎到了不可收的田地，他认为，理学之所以积弊且无明达之士出来挽救颓波，完全在于他们“滞于所习以求富贵”的错误问学心态。

　　断裂：挣脱儒学整体性格约束的借口

　　清代汉学家往往一方面自我批评与担忧“道问学”之余不求义理，专事训诂，恨不得“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另一方面却又时刻沾沾自喜于自己做的是真学问，视此以外一切皆为妄作。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彭卫民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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