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剩余与供给不足并存

　　基于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理论可以证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不是无限的。受制于家庭分工的约束，劳动供给曲线呈特殊的阶梯形态：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不断提高，且幅度不断扩大。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是非连续的：只有当工资上升到新的保留工资水平，劳动供给才会增加；否则，工资上涨并不能带来供给增长。与这种劳动供给形态相对应，工业劳动需求扩张成为工资上涨的主要驱动力。

　　基于内蒙古、甘肃两省区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验证了这一推断。当劳动需求扩张时，工资试探性上涨，而在达到新保留工资之前，劳动供给维持不变，企业就有限劳动供给展开争夺，助推工资持续上涨。在这个过程中，工资不断微调，带动劳动需求连续微调，但不能带动劳动供给微调，因此恢复劳动力市场的均衡要经历更长的“试错”过程。此前经济将长期面临工资上涨与市场不能出清的并存局面。这是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现象的关键。

　　可见，近年来中国出现的农民工工资上涨和用工短缺持续蔓延现象，完全有可能源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劳动力枯竭，更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因此，应尽快疏通从剩余劳动力到产业工人的输送通道，让农村蛰伏人口红利发挥其应有价值。一是加快二元制度体系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以此带来劳动力转移模式变革，通过家庭居所向工作地统一，化解家庭分工对劳动供给的制约。二是加快产业转移，通过工业布局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实现工作地向家庭居所的统一，这同样能缓解家庭与工作的冲突。三是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网络，通过社会分工减轻家庭劳动的约束。

　　（丁守海《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5期）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

　　利用世界银行跨国平行数据，估计刘易斯转折点出现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发现，各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随着其人均GDP增长呈现先加速下降而后减速下降的趋势，分界点就是刘易斯转折点。跨国平行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在人均GDP为3000—4000美元之间出现。

　　鉴于中国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例，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但尚不能说明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首先，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偏离世界平均水平的程度，在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总是上升的。其次，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并未随之相应拆除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壁垒。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观点，往往只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事实，而忽略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劳动力转移本来就是世界性的规律，特别是在中国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正是劳动力加速转移的时期。

　　相对于世界平均规律来说，就中国所经历的快速发展阶段而言，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不是太快而是太慢了。这暗示中国仍有可能通过政策手段来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推迟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汪进、钟笑寒《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5期）

　　政府应积极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基于1996—2009年中国省际数据，利用动态GMM方法对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分割、内需不足、人力资本诸因素共同铸造了高比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作为制度的供给者，政府可采取综合化措施治理农村显性失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一，将促内需和稳外需结合起来，继续发挥两个市场对就业的拉动效应。第二，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就业结构向“一二三”梯度转型。第三，在选择技术发展的路径时，应根据现实的要素禀赋，强化技术进步开辟新就业机会的“第二次就业”和“补偿效应”，减少技术对就业的“替代效应”。第四，加快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平稳、有序转移。

　　（杨继军、马野青《农村剩余劳动力：理论阐释、数量匡算与经验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1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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