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迅速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日益增大。这是中国提高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最为明显的就是中国在重要国际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的提高。目前中国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股东（投票权分别为4.42%和6.07%， 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

　　中国在国际组织的股东地位与其人才比例不相称

　　尽管中国在国际机构中的份额提高了，但其人才比例却严重不足，与其第三大股东的地位很不相称。根据粗略的估计，现在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供职的中国籍员工（含短期合同工和实习生等）大概有300多人，但正式员工还不到200人，占全部世行和IMF职员的2%左右。在这些员工中，担任行政管理职务（如处长、局长和副总裁）的更是凤毛麟角，总共大概有10人左右。这与中国第三大股东的地位很不相称。笔者对其他国际机构的情况不甚了解，但估计不会好过世行和IMF。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分别为2.91%和2.81%）却有60—70（估计数）位担任行政管理职务，普通员工就更多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由于中国进入国际组织时间上较晚，以及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原因以外，也有战略上的缺陷。这种情况说明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的国际人才储备严重不足。要想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就必须从国际人才战略上进行突破，以加速中国的国际化进程。

　　“硬性人才”和“软性人才”均不可少

　　当前中国的国际人才战略主要是放在从海外“引智”方面。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的统计，中国70年代末海外人才引进规模只有五六百人，90年代猛增到6万多人。加入世贸组织后，每年引进人才达22万人。外国人才的来源也从当初的十几个国家增加到目前的80多个。但目前的人才引进计划，如“千人计划”，主要是针对学术性和科技性人才，而非管理性人才和国际性人才，造成后者在国内国外“两张皮”的局面。

　　要想打破中国在国际上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国际战略。这样一个战略应该不仅重视科技性人才，也要重视管理性人才。笔者把他们称之为“硬性人才”和“软性人才”。要想建立世界强国，中国需要完成多种层面的转型：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从硬件建设到软件建设；从资源资本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经济增长；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从只重视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及管理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从主要面向国内人才资源到面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从“硬实力”大国到“软实力”大国；等等。要想顺利完成这些转型，“硬性人才”和“软性人才”均不可少。

　　国际人才“回炉”国内锻炼国内人才挂职国际机构

　　针对目前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以及急需增强国际“软实力”的需要，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促进国际国内“管理性人才”的自由流通来增加中国的“软性人才”储备。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际性的管理人才很难参与到国内的管理层面中来，尤其是一些重要岗位。回来的大多数还是在为国内的外企或国际机构任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促进国际国内“管理性人才”的自由流通，具体作法可包括：

　　重点培养一些国际机构的高端人才。据统计，近50年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超过160万人，但在国际机构任职的还不到这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五，已经到中上层职位的更是屈指可数。为了充分利用这部分稀缺人才，中国可以有意识地从国际机构及海外大公司中选择一些有意回国的中上层职员到国内任职锻炼，给他们创造较好的发展环境及升迁机会，或者叫“回炉”，然后再把他们推到国际机构的中高层管理岗位上。近年来世行的林毅夫和IMF的朱民都是从海外回来再成功“出海”的典范，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要想有一个大的突破，就需要一个与现在的“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不同的思路。

　　鼓励国内人才“走出去”。在充分利用海外人才的同时，也要加强培养在国内的有“国际潜能”的管理性人才，尤其是那些有语言优势的。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让他们到国际机构任职或挂职锻炼，做到“来去自由”。最关键的是要承认他们在国外的工作经历和经验，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否则就会形成“出去的回不来，回来的出不去”。

　　在国际机构设立“中国信托基金”。这种基金可以设立条件，只招中国人，并专门用于与中国相关的项目。这既可以增加中国人在国际机构的任职机会，又可以用来在全球范围推广“中国经验”，从而提高中国的“软实力”。 在目前各捐助国都不愿意资助中国项目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就显得尤为必要。在这方面，韩国、日本及新加坡都是可以效法的榜样。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曾智华　系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 “知识与发展”项目创始人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