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先生在《西方哲学史》中说：“黑格尔哲学经过叔本华、尼采的摧毁性打击，几乎成了‘死狗’。”叶秀山先生对尼采有系统研究，撰写《西方哲学史》中“尼采章”提出如上观点自然会有所根据。然而，据笔者浅陋所见，成为黑格尔哲学精髓的辩证法是尼采文化批判的主要武器。因此，无法苟同叶秀山先生的观点。

　　尼采是一位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诗人的敏于细微体验和辩证法的敏于洞察矛盾统一，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尼采文化批判的独特风景。尼采文化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欧洲基督教文明，以及他认为给予基督教文明提供哲学根基和哲学辩护的哲学家。受到尼采较多批判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康德。

　　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康德比较，尼采对黑格尔有更多认同。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尼采认为黑格尔哲学包含对传统道德和上帝观念的某种程度怀疑；其二，尼采信仰辩证法矛盾观，认为发展不能离开否定与肯定的对立统一。

　　尼采说：“迄今为止克服道德上帝的尝试（泛神论、黑格尔等）。”又说：“对道德的怀疑是决定性的……试图克服‘道德上帝’的哲学尝试（黑格尔、泛神论）。”黑格尔提出“绝对理念”，这包含对上帝信仰的某种程度的怀疑。黑格尔说历史发展是“恶”的循环，这对传统道德观念构成某种程度的怀疑。尼采提出要将被基督教颠倒的道德世界颠倒过来，这可以认为是在运用黑格尔辩证法“否定之否定”形式。

　　尼采文化批判与黑格尔辩证法存在联系，这在尼采生前已经有人提出。所以，尼采才会说：“汉堡的一份报纸（根据《善恶的彼岸》——引者注）在我身上认出了一个老黑格尔信徒。”

　　的确，尼采说：苏格拉底辩证法“枯燥”，辩证法是“柏拉图那里已经出现的一种迂腐而可恶的死扣概念的咬文嚼字”。还说：在辩证法信仰中存在“道德偏见”，等等。这大约表明，尼采是立足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性的辩证法精神，解读各个时代人们在如何运用辩证法。

　　重要的是尼采怎样理解和在文化批判中如何弘扬辩证法。

　　尼采的成名之作《悲剧的诞生》，就是用对立统一辩证法演绎自己思想的著作。阿波罗精神和狄俄尼索斯精神的对立统一，以及艺术发展与理性发展的不对称关系，成为这部著作的基石。尼采说：“艺术的发展必然是与上述两者的对抗相联系的，正如人类的发展与两性对抗联系在一起。”

　　任何有效文化批判和文化构建，都很难截然没有辩证法的方法论支持。尼采则是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者。他说：“辩证法的醉态，作为一种意识，借此来行使一种对自身的主宰权——作为权力意志的工具。”又说：“以‘道德’和辩证法为立场的文化批判！！！”“道德”被加引号，意味着不是传统道德。连续用三个惊叹号，表示在文化批判中“‘道德’和辩证法立场”的重要性。

　　尼采认为：成为道德核心的“善”与“恶”具有不能完全分离的特性，被称为“善”之巅峰的耶稣学说也包含“恶”，用辩证法反思耶稣学说的矛盾和对立，乃是应该关注却没有能够关注的耶稣学说得以确认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尼采说：“他（耶稣——引者注）的学说本身并非从矛盾和对立中生长起来的：我怀疑这样一个人物能够了解与自己学说对立和矛盾的东西……它（耶稣学说——引者注）不能设想相反的判断……没有辩证法，没有对学说的无论何种可证明性的信仰，除了通过‘内心的效应’而得到证明……”

　　尼采认同辩证法的发展学说。他说：“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是最高的权力意志。”又说：“与关于生成、发展的学说相比较，关于存在、事物、纯粹不变统一性的学说要轻松百倍。”在这里，立足互相比较，“关于生成、发展的学说”可以简单对应黑格尔哲学，“关于存在、事物、纯粹不变统一性的学说”可以简单对应柏拉图哲学和康德哲学。

　　尼采颇为欣赏自己对否定与肯定辩证关系的理解。他说：“我感到幸运，甚至也感到光荣的是，在整整几个世纪的迷惘和混乱之后，我重又找到了通向肯定与否定的道路。”又说：“生命在其全部本能当中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生命也还是自有道理的——那是知道肯定与否定不可分离的生命……”

　　尼采还对“量变到质变”辩证法形式提出解读：“难道一切量不是质的征兆吗……在一个纯粹量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僵死的、呆板的、不动的。——把一切质都还原为量，这是胡闹。”这说明尼采研究过黑格尔“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尼采说：“除了前后相继的因果性，或者还有一种并列和共存的依赖性。”讨论一切量中都包含质，讨论“并列和共存的依赖性”，这是平行统一辩证法所长。

　　尼采与黑格尔的一个重要共同点，是考察事物的历史宏阔视野。“文化与文明的顶峰是彼此分离的”——亦即存在矛盾关系，这来自考察两千多年欧洲文化和文明史形成的独特见解，成为尼采批判基督教文明的出发点。

　　尼采谈自己如何“绝对”拥有辩证法时说：“在这种痛苦造成的那些巨大折磨中，我绝对地拥有了辩证的清晰性，并且深思了各种事物，而在比较健康的情况下，我对于这些事物就不是一个善于攀登者，就不够精巧了。（我的读者们知道，我何以把辩证法视为颓废的征兆，例如最著名的个案就是苏格拉底的案例。）”

　　“我绝对地拥有了辩证的清晰性”——这可以认为是尼采将自己的文化批判建筑在辩证法基础上的自白。尼采认为个人人生痛苦经历与理性和辩证法发展时期，也就是苏格拉底所处文化“颓废”亦即“病态”时期具有对应关系。于是，他由自身体验提出，经历个人人生痛苦是“绝对”拥有辩证法的重要途径。

　　在《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尼采说：叔本华“天生目光敏锐”，“喜欢走辩证法的双重轨道；如果他稍不谨慎，让其天才随意驰骋，就容易出现下述情况：他的人走向了毁灭，仅仅在‘纯科学’中过着一种幽灵般的生活……”这也隐含着尼采本人“喜欢走”辩证法“双重轨道”的思维特性，乃至预兆了尼采本人后来的生活经历。

　　在《权力意志》结尾处，尼采说：“最后一个观点，也许最高的观点：我为德国人辩护……没有这些德意志人，没有俾斯麦，没有1848年，没有‘解放战争’，没有康德，甚至没有路德，我就是不可能的……德国人巨大的文化罪行在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学中得到了辩护……我并不要求别的什么，也不想倒退回去……甚至基督教也变成必然的：生命之否定中的最高形式、最危险的形式、最有诱惑力的形式，要先对它最高的肯定提出挑战——那就是我……”上述话语，在展现“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光芒的同时，也使我们感触到一位哲学天才的良知和真诚。

　　海德格尔说：尼采“经常颠三倒四地表达事实”。尼采“表达事实”的特点，为解读尼采带来很多困惑。也正因此，笔者希望与叶秀山先生和学界同仁，共同探讨尼采与黑格尔亦即与辩证法的关系。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扎拉嘎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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