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32期 特别策划“文化大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文章之一

　　世界各国对于非洲的学术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但现代意义上的非洲研究是由西方学者于20世纪初开创的，长期以来主导和垄断了全球非洲研究的话语权。中国的非洲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获得快速的发展，但无论在研究机构、队伍、成果以及影响上，都还无法从根本上打破西方的学术垄断，还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际地位快速提升与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需要。有鉴于此，中国需要从全球视野、国家需要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建构“非洲学”新兴学科的重大意义，探索构建“非洲学”新兴学科的学术路径。

　　学科定位及亚学科序列

　　构建“非洲学”新兴学科的学术路径，首要的工作是对“非洲学”的准确定位。参照我国与西方大学的现行学科体系，“非洲学”是以特定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新兴交叉学科，同时具有区域性、交叉性与综合性特点。其中的区域性是明确的，即以非洲大陆为区域范围。而交叉性与综合性则是模糊不清、游离不定的，可以大至学科门类，小至某一方向、领域或专题。

　　对于“非洲学”的学科定位，首先要解决其在现行学科体系中的“身份”认同与发展空间问题，需要通过“地区研究”与学科门类的交叉融合，赋予“非洲学”以“合法”的身份与地位。与此同时，还需根据“非洲学”的内涵与外延确立基于不同序列的亚学科系统。一是根据“非洲学”之“非洲”的区域定位的亚学科序列，即基于非洲境内不同方位与层级的亚区域划分而形成的非洲研究；二是根据“非洲学”之“学”的学科定位的亚学科序列；三是根据“非洲学”之研究主体的学科定位的亚学科序列，于是形成不同区域、国别的非洲学亚学科，如美国非洲学、中国非洲学、俄罗斯非洲学以及非洲本土非洲学等。

　　理论引领与方法整合

　　是否具有前沿性、导向性、创新性的理论引领，是一个事关“非洲学”学科能否得以构建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非洲学”一直强烈吸引着产生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种新兴理论应用其中，非洲研究几乎成了各种新理论的实验场。“西方现代学术的诸多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生态学等等，各种流行一时的理论或流派，诸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传播理论、发展研究、现代化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论等等，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或形态，与非洲这块大陆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尽管从微观角度来看，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以及不同个体学者的非洲研究对于非洲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确立，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多元化趋势，但就宏观的层面而论，彼此却颇见同趋性和相通性。包茂宏认为，就方法论而言，20世纪非洲史研究表现出三个明显特点：跨学科研究、个案研究和实地调查。跨学科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不同学科交叉出新的分支学科。例如历史学与语言学交叉出历史语言学，可以有效解决非洲那些有口头语言但无书面文字的民族历史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就某一问题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例如研究非洲环境史，除了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外，还需要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以及环境科学、生态学、环境工程学等理工学科的协作。个案研究是从人类学和法学借鉴而来，国外非洲史的学术论著、论文大都采用这样的方式选题。实地调查本是人类学、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但被引入非洲史研究后得到发展，迅速成为非洲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方法。这三种方法在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的非洲研究中都具有基础性和主导性意义。

　　范式重构与意义重释

　　“非洲学”的范式重构与意义重释，既在彼此之间又与理论引领与方法整合息息相关而相通，这是因为在中国以及所有非本土学者的跨文化研究中，都始终存在着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悖裂，即本土的本位立场与“他者”的本位立场的如何沟通与调和的难题。

　　“非洲学”的范式重构的动力来自于学理与实践两个方面的需要。长期以来，非洲因表述主体的不同而被“发现”或被“建构”成不同的形态。一是“自我表述与建构”的非洲，它由非洲本土世代传承下来的传统符号系统组成。二是“他者表述与建构”的非洲，它由近世以来外部世界关于非洲的知识系统（学者著述、媒体报道、游记描述等）组成。两者各有形态，常常相去甚远。对此，马燕坤、刘鸿武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在“自我表述与建构”与“他者表述与建构”的对话中呈现相对完整真实的非洲全景。

　　范式重构与意义重释具有某种联动效应，同时也有宏观与微观以及介于两极之间的不同取向，此中的关键是研究者所秉持的学术本位立场以及所采取的学术策略。显然，在非洲本土与域外学者之间，在域外的不同国家学者之间，对于建构“非洲学”的学术范式与意义解读，会有迥然不同的选择和结果。囿于“他者表述与建构”的学术范式，自有出于政治偏见与学术偏失的差异，前者的极端化表现是殖民主义观视镜中的非洲研究。“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的崩溃，也并未导致殖民势力在非洲的终结，相反却滋生了美帝国主义新的触角。”为了让非洲人忘却自己的过去，更好地适应殖民统治的需求，非洲被表述为没有历史的领地，帝国主义国家试图让非洲人民只存有关于“西方文明”的永久记忆。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从范式重构到意义重释还有更为高远的目标与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与遥远非洲文明的交往，中国人开始切实地感受到全球范围内那些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中国的人类多样性文明与历史形态的真实存在。中国人对于全球社会和现代性的认知，终于突破了‘中西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模式及其偏颇，而开始呈现新的更加多元、更加复杂也更加均衡的认知取向。”“从世界文明与全球历史的时空结构上看，推进古老的中华文明、原生的非洲文明、现代的西方文明这三大文明体系之交流与结合，有助于为中华文明在当代的自我超越和现代复兴提供一个坚实的三角支柱，一个开阔的三维空间。”

　　研究重点与突破方向

　　由近百年的现代非洲研究进程观之，既有基础性重点研究的不断延续，也有阶段性研究重心的依次转移，以及不同地区、国家的选择性重点的形成与演变。当前，在地区性、综合性新兴交叉学科的框架下，根据非洲研究发展趋势以及学科建构的内在需要，对“非洲学”研究重心的调整与确立至为重要。为此，这里提出以下六大研究方向与领域：一是作为学科本体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二是指向时间的历史研究，包括整体史与分类史研究；三是指向空间的区域研究，包括不同地区、国家以及其他更小范围的区域研究；四是指向不同学科、方向、领域的专题研究；五是指向微观领域的个案研究；六是指向非洲与世界各地的关系研究与比较研究。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梅新林　系时任浙江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现任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本期特别策划小组成员：孙麾、李放、李潇潇、李树民、王海峰、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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