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32期 特别策划“文化大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文章之一

　　近年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适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党的十七大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进一步确定了未来五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在这一系列的政策指引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的命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因此，正确阐释这一重要命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反思：传统社会科学的困境

　　从历史演进来看，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是基于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萌芽、兴盛和扩展的关注与研究，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是西方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实践经验和演进逻辑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

　　然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用于指导和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时却遭遇了严重的困境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拉丁美洲、南欧、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90年代初以来，苏联、东欧等一系列僵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崩溃后的转型国家，模仿西方国家发展道路，按照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引，不仅未能实现迅速融入西方国家体系，而且陷入发展困境，社会危机时时显现。

　　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以西方欧美经验为主体而建构，不顾现实与国情，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简单模仿甚至直接移植的做法，不能真正解决各个国家的特殊问题。事实上，当今中国文明独特的演进历程和丰富内涵，正在增加全球人文社会科学解释世界文明的维度，成为新视角和新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提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既是我们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准确把握，也充分体现了坚持开放胸襟和立足中国实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勇气。

　　契机：转型中国的实践阐释

　　转型社会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就是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这种转变是总体性社会变迁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结果，但它仍然与常态的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各个领域均发生着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成为社会变迁过程中急剧和突变的“惊险一跃”。作为社会变迁的一种突变和跨越，社会转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孕育于必然之中的偶然，影响深远。

　　运用转型理论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近现代社会既可以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社会转型的典型标本，也可以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现社会转型的显著特征。如果从一个长的时段来看，中国社会转型始于19世纪中叶，贯穿整个20世纪，并延续至21世纪，其间经历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种暴力革命式的社会转型，也经历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种和平变革式的转型，整体呈现一个多层次、波浪形的梯级进程。如果从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段来考察，1978年以后至今的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反映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经济体制、思想文化形态等方面，实现了由改革前一个分化程度低、分化速度缓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总体性社会”迅速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重要转型阶段。

　　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这种转型特征，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间社会各个领域所发生的剧烈变迁，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无疑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这种短时间内的急剧变革使中国社会随时面临着各种各样以前不曾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迫切需要有效的理论解释和指导。另一方面，这种突变式的社会转型同时又为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营养，哲学社会科学获得相比在常态社会状况下难以拥有的实践资源和创新机会。因此，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定要充分估量和紧紧抓住这个社会转型为自身的创新发展所提供的重要资源和战略机遇，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建构：社会科学的中国创新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必须从中国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去挖掘理论资源，从中国当下社会转型所面临的现实矛盾与问题中去寻求创新起点，全面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创新。

　　一是要坚持学习创新。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整体还比较薄弱，还不能适应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迫切需求，需要继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是，我们的学习应该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发展需要，坚持“拿来主义”，坚持“创造性转化”，努力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

　　二是要突出原始创新。当代中国发展的成功道路，完全冲破了西方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传统理论。因此，强调“原始创新”，应着力于总结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和实践经验，创造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现代学术理论、观点、理念和话语体系，从而跻身于全球化多样性的现代世界文化学术舞台中心。

　　三是要注重协同创新。我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从研究和解决中国转型社会的若干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出发，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促进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国内机构与国外组织之间建立战略联盟，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四是要强化服务创新。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源泉。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才能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彰显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密切关注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前瞻性课题，聚焦重大现实问题，深入研究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与实践水平，切实发挥党和人民事业思想库的作用。

　　五是要推进整合创新。面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依然存在诸多领域的重大问题和现实挑战，需要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相互协调、相互配合，需要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积极鼓励和推进资源、方法、学科的交叉整合，从而共同探索改革发展与稳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创新思维，认识本质，揭示规律，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不断丰富、充实、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转型时期的中国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的理论源泉和实践起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核心在于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紧紧依托中国的特殊国情，立足于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实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动力和源泉，把握时代脉搏，树立世界眼光，从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实践中，从古今中外丰富的学术思想中，汲取营养，推陈出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胡钦太　系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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