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32期 特别策划“文化大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文章之一
全面提出并大力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是中国进入“十二五”时期应对一系列新挑战,实施创新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肩负着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任,需要攻坚克难,转变发展方式,解决各种复杂矛盾,建设生态文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本身就是需要整体创新的事业,需要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实现整体创新。
毋庸置疑,30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大创新、大推进奠定了最丰厚的基础,但是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目标来说,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其中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总体创新机制缺失。从宏观角度来看,缺乏一个整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资源和创新力量的机构和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家行政系统最高社科学术研究机构,但是没有领导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政府职能。在一些大的科研领域,要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化,科研机构的民间化、企业化,像美国兰德公司,与政府在信息资源、研究力量、课题方面协同、共享,政府、企业、民间在知识市场、科研市场上资源的合理配置的总的机制没有形成。应当找到一种机制,打破行政机制的束缚,使人才、信息、课题、消费资源的合理配置机制到位。只有以改革总揽全局,切实解决机制问题,才能真正推进社会科学发展。
第二,总体创新规划和创新战略缺失。哲学社会科学缺乏一个面向未来、统领全局的中长期创新规划纲要。虽然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及各省、大学都制定了“十二五”时期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划纲要,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全国的规划纲要,因此就显得碎片化、分散化、多中心,难以将各个片层、局部、地方的创新资源按照一个总规划、总目标、总框架组织起来,形成合力,冲击更高的创新目标。
第三,缺乏激励全国高层学者投入理论创新的机制和形式。主要表现为两个缺失:一是没有实行社科院士制度,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社会地位普遍低于自然科学学者。二是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国家级优秀成果奖。
第四,缺乏科学的、权威的评价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的体系。虽然各种社科评奖、二次文献转载、他引率、影响因子评价也被陆续引入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但社会科学创新成果保护不力。往往一个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设计被提出后,学界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和规范措施,他用者没有任何的规范,几经转用,谁都不知道这一创新成果是谁的创造。为防止抄袭和简单重复自己的论点,各出版机构都加强了对发表论文的文字查重工作,但是没有办法对论文的核心概念、核心思想和理论进行查重。理论对话、学术交锋已成为学术研讨会上罕见的现象,文学评论、哲学评论、经济学评论等各种原本应当是学术领域“清道夫”、“净化器”、 砥砺思想“磨刀石”的许多评论都成为空话、好话。差异性社会的价值分裂、共识资源相对弱化,也影响了统一的权威学术评价体系的形成。
第五,各种利益差异的表达都会通过哲学社会科学价值取向反映出来,成为我国长期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结构。在现实利益分裂的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除非表达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一致性要求,否则就会自己陷入分裂。共识是转型社会最需要的精神资源,起着凝聚人心、提供价值尺度、合成动力等多种功效。共识是我们社会制度、法律、结构和规范的精神保障。而认识分歧往往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文化矛盾导致认同危机和文化危机,极端者可能会导致社会四分五裂,导致改革开放事业的夭折。这对于如何确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目标,建立权威的、统一的科学评价标准有莫大的障碍。
第六,原创性、创新性不够,走向世界乏力。学术泡沫化,繁荣而不发展。动不动就搞一大套丛书,里面没有几样是自己的东西。明明一篇文章可以说清楚的,偏要写成一部大部头著作。在各级人事、科研部门,总觉得一部著作应当比一篇论文价值高,书越厚越值钱。这种风气要尽力扭转。另外就是我们有些学者“食洋不化”。在思想的跑马场上,跑的大多是外国思想家的马。有些学者热衷于介绍、研究西方学术,但很少有自己的思想,本土化、创新化、马克思主义化还没有实现。根据时代、根据实践来不断地发展、创新自己的理论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上述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仍然没有建立起来,造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事业没有达到、更没有超越物质生产水平,自主创造、走向世界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物质生产领域,中国因此而被撒切尔夫人描述为“只生产物品、不生产思想”的国家,虽然这是妖化诬蔑之辞,但也值得我们深思。因此,创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向世界,具有十分重大的关键性意义。
展望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构建的趋势,我认为,还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基础性学科、基础性理论的创新将提到首位。在知识经济时代,基础理论的创新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技术创新不过是第二位的。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来说,前提批判、基础创新比结果批判、应用创新更重要。其二是跨学科研究,综合性越来越强。现在的研究,往往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一方面的学科为中心。要打破学科壁垒,使新时代热点问题成为多学科研究关注的焦点。其三是社会科学的民族化、本土化越来越受重视。社会科学推动着多元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人才资源、信息资源、研究能力都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将不仅产生“中国学者”,而且会产生“世界学者”。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任平 系徐州师范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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