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前，杜晓山在内蒙古草原牧场插队，常常裹着毛毡席地而眠。

　　25年前，杜晓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关注农村金融问题，并找到看待扶贫问题的理论视角。

　　18年前，杜晓山与同事在河北易县创建了“扶贫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扶贫社”），开始了在中国乡村借鉴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乡村银行”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推动了农村金融政策的发展。

　　有人将杜晓山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对此，他却淡淡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我只是一个倡导者、实践者罢了。”

　　“乡村银行”颠覆信贷哲学

　　国家在扶贫上下了很大力气。1982年，杜晓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如何让扶贫贷款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思考。经过调研，他总结出扶贫贷款存在的“三难”问题：贷款到贫困户难、回收难、运营机构可持续性难。他发现，国家的贴息扶贫贷款自始至终伴随着权力寻租、层层截留、挪作他用、政策倾斜等不合理现象。无原则放贷加上管理不善，导致贷款回收率很低，严重威胁扶贫贷款政策的可持续性。

　　“过去农民贷款可通过国有大商业银行、农信社、合作基金会等多个渠道，现在基本只剩下贷款总额远不能满足农户资金需求的农村信用社了。这样下去，农村如何脱贫？”杜晓山深感担忧。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杜晓山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了解到，孟加拉国的格莱珉乡村银行颠覆了几百年来银行业的信贷哲学，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还款率却高达98％以上。这一发现让杜晓山备感振奋。他隐隐感到：或许孟加拉模式可以解决中国的扶贫贷款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并尝试在中国实践这一崭新模式。

　　“你哪来那么多钱放贷？政府都收不回贷款，你能收回？”实践之初，质疑之声接踵而至。杜晓山并没有放弃，“如果成功了，那将是改变多少人命运的好事啊……”他下定决心冒险试水。

　　孟加拉模式的“中国镜像”

　　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杜晓山决定趁机实践他的想法，并选定河北易县作为实验点。此后，他多次到孟加拉实地考察，走访诸多乡村银行基层营业所，并访问了许多借贷的贫困妇女，从内部管理、信贷流程、人员配置等方面细致了解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模式。

　　回国后，他开始四处筹资，着手组建“扶贫经济合作社”。当筹集到足够贷款本金后，他的扶贫社正式运营了。就这样，杜晓山几乎原封不动地“拷贝”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全套操作模式。

　　1995年在河南的虞城和南召县、1996年在陕西丹凤县、2003年在河北涞水县和四川金堂县，杜晓山的课题组先后在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建立起6个实验点。18年来，在杜晓山和课题组的奔走下，扶贫社相继募得数目不等的贷款、捐款、赠款，扶贫社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共投入贷款资本金1500多万元，累计发放贷款4亿多元，受益农户约6万户，覆盖贫困人口20多万人。

　　杜晓山课题组的小额信贷试验产生了积极影响，获得了国务院领导和社会的肯定。

　　然而，这些成果来之不易。杜晓山一米八的个子，却很清瘦。采访中，这位64岁的学者不断地在地图上给记者指出调研地点，讲述基层调研情形。扶贫社和其他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需要随时跟踪和指导，杜晓山经常到基层，随业务员走乡串户了解借贷农户情况，他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省份。他说：“曾经插队十年，这点苦还承受得住。”

　　财务和社会绩效并重

　　和所有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一样，扶贫社遇到诸多困难，比如没有新的投入、资金严重短缺、因业务和管理水平有限造成的大批坏账难以追回。“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公益性扶贫小额信贷组织没有相关法律规范，人员管理素质欠缺，操作难以规范，还有融资难的老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杜晓山说。

　　“实验难免会失败，正是这些失败，促使我们思考，怎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杜晓山很有信心地说，“操作自负盈亏和金融自负盈亏是衡量小额信贷行业可持续性的关键指标。在国际上，小额信贷运营优劣的评价要同时考核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扶贫社在初期关注农户获贷难和还款难，此后开始注意组织和财务自立，现在主要关注‘双赢’和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扶贫社已实现操作自负盈亏，正朝着金融自负盈亏的目标迈进。”

　　杜晓山课题组的实验有力回应了质疑，并证明，小额信贷扶贫这种模式在中国是可行的，并且能有效解决信贷资金到户难和还贷难问题。有学者评价，扶贫社作为小额信贷的先行者，在促进中国小额信贷发展和农村金融改革中发挥了作用。

　　期望实现普惠金融

　　实验和理论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2006年，顺应国际小额信贷发展潮流，杜晓山所在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率先在国内提出普惠金融体系理念，倡导建立满足社会各阶层金融需求的、全方位的、普惠的金融体系。这一理论是对小额信贷理论的深化，已得到包括央行和银监会在内的各方认同。

　　为实现“普惠金融”，已退休的杜晓山又开始忙碌起来，他说：“金融要为所有有需求的人服务，而不只是富人，小额信贷作为实现普惠金融的一条途径，还只是开始，需要不断地探索。”

　　杜晓山不断为构建普惠金融所必需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条件，相关金融中介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理论研究、政策呼吁和实践探索。他说：“中国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农民问题，解决好小额信贷问题，实现普惠金融，能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着力点。”

　　采访结束时，记者看到了他和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经济学家尤努斯的合影。两位华发老人，孜孜不倦地追寻着同一个理想——帮助更多的人告别贫困。（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霍文琦）

　　走基层感言〉〉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如此往复，以得到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并指导实践，是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我们对国内外小额信贷及普惠金融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就是为我国小额信贷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服务的。

　　十年下乡插队和在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工作经历，强化了我内心为农民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农民做些实事的情结。因此，能为我国小额信贷事业的健康蓬勃发展，尤其是为公益性扶贫小额信贷做点事，我感到安慰和满足。（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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