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需要在使用最少心理资源的条件下对问题做出迅速判断。很多情况下，公平偏好已内化为自动化的情绪反应，且在文化和生理层面上均获得世代传递，虽然，外在的社会制度对公平偏好也有着毋庸置疑且强大的调谐作用。

　　近30年来，有关行为和心理的研究不断发现：人类，至少是其中一个不小的部分，有着追求公平的明显倾向。在利益分配时，许多人都会主动考虑到他人；为维护公平，一些人甚至不惜付出个体利益，即便这样的选择不会为其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倾向被称作“不平等规避”（inequality aversion）或“公平偏好”（fairness preference）。公平偏好是从哪里来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公平偏好是普遍的

　　假定公平偏好不完全是经后天习得而来的，进化便不失为探究其起源的重要角度。在一些高等哺乳动物中，研究者的确发现了公平偏好的痕迹。在对卷尾猴所做的测试中，S. Brosnan等人发现，一群猴子学会用代币交换食物之后，当它们交给实验管理员同样的代币，后者给A香蕉，给B黄瓜时，B很可能把黄瓜掷向实验人员。B应是察觉到不公，并感到愤慨，索性也不要了黄瓜，颇有些“不为瓦全”的气概。

　　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UG）是测量决策行为的常见方法。经典UG由两个被试参加，A是主张者，B是回应者。实验中，管理员会给A一笔钱，比如100元，允许A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分配，比如 100:0、20:80、50:50。只要B接受方案，这笔钱便分给两被试；若B拒绝了方案，两人则分文无获。假定B是完全意义上的理性人，他就该接受除100:0之外的任何方案，因为即便是方案99:1，他仍可获得1元钱。然而，依据C. Camerer等人的统计，在不同文化和社会条件下的反复实验显示，主张者提出的方案平均介乎于三七分成到四六分成之间，五五分成的情况亦常见到。明显不公的方案，如二八分成，遭回应者拒绝的概率高达80%。这表明主张者常会考虑到公平因素，也表明回应者和猴子相类，“时日曷丧”，很可能做出“吾与汝皆亡”的选择。

　　公平偏好的生理基础

　　自威尔逊的《社会生理学》出版之后，生理因素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直是充满争论但令人好奇不已的问题。体内化学物质与公平偏好的联系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催产素（oxytocin）的作用得到颇多的研究。A. Stanton发现，在使用10美元的UG中，注射催产素的实验组被试平均给出4.857美元，而注射安慰剂的控制组给出4.03美元。前者显然更加慷慨。实验结束时，实验组中充当主张者的被试平均得到5.059美元，控制组的主张者得到了5.7美元，说明为了实现自己的公平偏好，实验组被试的确付出了代价。

　　对于公平偏好而言，与血清素（serotonin）有关的一类药物ATD也有某种影响力量。M. Crockett等人的UG实验显示，随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提高，实验组的拒绝率也随之提高。当方案十分不公时，如30美元仅有6美元分配给回应者，控制组中有不到70%的回应者选择拒绝，实验组中则有80%的回应者选择“鱼死网破”。研究者推测，血清素含量影响了对不公方案的容忍程度。

　　虽然生理条件与道德的关系涉及“政治正确”，是个敏感问题，越来越多的发现却不断确认：有些人生来就更为道德些，另一些人则相反。几年前，使用信任游戏（Trust Game，TG），D. Cesarini等人在美国和瑞典做了一项实验，被试是同卵和异卵双胞胎。实验中，管理员给A一笔钱，由A决定分多少给B。当B收到A分配的额度后，管理员将B手里的钱增加3倍，再由B来决定返还给A的数额。这样的游戏可以只做一次，也可以循环多次；可以事先告知被试进行多少次，也可以在被试全不知的情况下突然停止。通过A给出的钱数、B返还的钱数，能够分别测量A对B的信任、B之于A的公平偏好。对实验结果的遗传可能性分析（heritability analysis）显示，在两个同卵双胞胎之间，信任对手和偏好公平的行为相关性显著；在两个异卵双胞胎行为之间，这类相关性不显著。众所周知，同卵双胞胎的基因一致，异卵双胞胎的基因有别。由于获选被试都没有分开抚养，可以假定每对被试双生儿时都生活在同样的后天环境中。如此，实验说明，生理遗传因素对信任和公平偏好有着可测的影响力量。

　　公平偏好与制度约束

　　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是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制度对公平偏好的影响因此是不少学者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使用公共财产或公品游戏（Public Goods Game， PG）的实验显示，制度对公共偏好有着或抑制、或推助的作用。

　　经典PG中，实验管理员给每个被试一些钱币，由被试自行决定拿出多少作为自己对公共财产的贡献，并匿名地把这部分钱币放进一个罐子里。收到所有被试的贡献之后，管理员根据贡献总量在罐子里放入更多的钱币，比如1倍或更多，然后再把罐子里的钱平均分给每个被试。假定A贡献了10元，B贡献了4元，管理员加上1倍于总贡献额的钱28元，罐子里便有了42元。当公共财产平均分配后，A和B各获21元。A赚到11元，B赚到17元。B少献多得，是个占人便宜的“搭便车者”。如果游戏不是一次性的，A会或迅速或逐渐察觉到不公。按照公平偏好的原则，A应感到愤慨，寻找报复的机会。如果没有某种惩罚制度，A则可能选择减少或拒绝贡献。如果设立惩罚制度，“搭便车者”需要付出代价，B多半会收敛自己的行为，A则可能保持较高贡献额。

　　Gürerk等人做过一次4种情境、30回合的PG测试。在第一种情境中，被试自由选择加入有或没有惩罚制度的小组。在有惩罚制度的小组中，被试能够观察他人的贡献，并决定自己是否付出钱币来惩罚贡献率过低的小组成员，没有惩罚制度的小组中的被试则没有这种机会。在第二种情境中，实验管理员将被试分配到有或没有惩罚制度的小组之中，被试本人没有选择权。在第三种情境中，被试自由选择加入有或没有奖赏制度的小组。在有奖赏制度的小组中，被试可以决定自己是否付出钱币来奖励贡献率高的人。没有奖赏制度的小组中，被试没有这样的权力。在第四种情境中，由管理员把被试分配到有或没有奖赏制度的小组中，被试本人没有选择权。就被试对公共财产的贡献率均值而论，实验表明，第一种情境下的惩罚制度组最高，第二种情境下的惩罚制度组次高，第三种条件下的奖赏制度组最低，第四种情境下的奖赏制度组次低。这不仅说明了制度（有公平维护 vs. 无公平维护）对于公平偏好的影响，也有助于理解制度程序（自由选择 vs. 强制分配），正义成本，以及激励向度（惩罚 vs. 奖赏）等因素对公平偏好的作用。

　　公平偏好与大脑活动

　　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者开始广泛使用大脑电波和大脑成像设备，以观察心理与行为过程。A. Sanfey等人的研究小组分别发现，公平判断涉及脑岛（insula）、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杏仁体（amygdala）、眼窝前额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OFC）、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和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构成的人脑神经网络。其中，脑岛通常与恐惧、厌恶、愤怒等情绪和疼痛等感受有关——也有研究者相信，脑岛还负责在周围情境与期待或社会规范（norm）背离时，发出错误出现的信号。DLPFC与控制冲动，围绕特定目标推动决策完成的努力有关。其活跃程度降低会带来控制失败，导致决策难以执行。ACC活跃程度与心理冲突相关，认知与情绪的冲突（明白给领导送礼的“理性”的选择，但对此有反感情绪），或不同认知之间的冲突（当认为鱼和熊掌各擅其美时），都会在该区域获得体现。

　　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设备（fMRI）观察UG中被试大脑的活动，Sanfey等人发现，在回应者大脑中，脑岛区的活跃程度与方案的不公平程度，以及拒绝方案的概率正相关。DLPFC活动强度提高，回应者接受不公方案的可能性增高；随方案不公平程度增高，ACC的活动强度亦会增高。研究者推测：1.不公平激活脑岛区反感情绪，这类情绪推动被试选择拒绝；2.DLPFC控制情绪冲动，力求实现现实利益，推动被试接受不公方案；3.随不公程度增加，获得金钱的考虑和对不公的反感间冲突更加显著，ACC的活动也因之更加强烈。

　　B. Güroglu等人这样概括人脑活动与公平判断过程之间的联系：1.对内部（心目中的公平规范，自身利益）和外部情势（环境信息、主张者的动机），以及自己可能的行为反应做出评价；2.对不公平的察觉激发脑岛区活动，启动负面感受，并发出他人违规（不公方案与心目中公平规范的背离）信号，导致脑岛活动强烈，激发ACC和DLPFC活动；3.做出行为选择（接受或拒绝）以符合公平规范（例如通过惩罚不公者来“重建”受到冲击的社会规范），缓和内在负面情绪。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强调，公平判断是一类深度涉入情绪活动的心理过程。按照J. Haidt的看法，道德判断过程遵循情绪为先（emotional primacy）的原则。道德感，如对他者的同情，对血亲或同盟者的感情，或早在500万至700万年前——即人科动物出现之前已经存在，而利用语言做道德推理则应在过去10多万年前才发生。在大脑中，涉及情绪反应的脑区也多和早期进化有关，比之推理，情绪反应因此更加迅速，甚至是自动化的。

　　无社会个体难以生存，无合作无以成社会，而无公平偏好，合作则无法维持。人类的公平偏好是在进化中逐渐形成的一类适应性行为倾向。大约是由于认知经济的原因——人需要在使用最少心理资源的条件下对问题做出迅速判断。很多情况下，公平偏好已内化为自动化的情绪反应，且在文化和生理层面上均获得世代传递，虽然，外在的社会制度对公平偏好也有着毋庸置疑且强大的调谐作用。（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葛岩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认知与决策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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