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以后，作为时代精神代言人的哲学家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沾染“启蒙主义”哲学家的原罪：理性的傲慢，即将某种预设作为自明前提对全部存在给予奠基的。“理性的傲慢”体现为现代哲学家颠覆了传统社会的神圣天道或上帝，而将属人的存在——诸如，理性、意志、欲望、精神——视为绝对自明的存在而作为宇宙人生的根基。这导致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的冒进”和“实践的僭越”。与现代性福祉相伴随的是现代性灾难，诸如奥斯维辛、卡廷事件、环境问题等等，这构成了今天哲学思考不可回避的现代性经验。因此，今天哲学思考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对诸如此类的奠基进行划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融通。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意识结构划界，建立人类实践活动的约束性条件，在承认人的精神与实践的能动性的前提下，探寻“人的条件”，即人的精神与实践的边界与限制。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黑龙江大学哲学院　樊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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